1972年，德国人第二次举办奥运会，但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并没有给德国人带来骄傲和荣耀。为了抹去1936年柏林奥运会留下的阴影，为了重塑德国在世界人民心中的新形象，联邦德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来筹办本届奥运会。

    欢快的开局
    获得第20届奥运会主办权之后，慕尼黑公众迅速成立了一个名为“奥运会推广基金”的组织。这个组织大多是由私人企业组成，旨在为奥运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然主要是经济上的援助。他们还在慕尼黑奥组委大厦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以便及时与奥组委相关专门部门进行合作。结果证明，“奥运会推广基金”在慕尼黑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汽车生产商向奥运会提供了2000辆汽车；办公室设备生产商负责提供相应的办公设备，比如打字机；而食品生产商则负责给运动员提供必须的食物和饮料。同时，一个公司负责供应奥运圣火和火炬传递时燃烧所需的燃料。

    基于慕尼黑古老而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奥组会花费6亿多美元兴建了一个现代的体育建筑群。联邦德国政府启用斯图加特建筑师拜尼斯和搭档奥受到蒙特利尔博览会上一个帐篷式模型的启发，在奥林匹克运动场的建设上也采用了类似的帐篷式顶棚结构。在蜿蜒的奥林匹克湖的映衬下，体育馆与身后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场馆的顶棚为半透明渔网状，可以使观众免于日晒雨淋。

    奥运会的主体育场规模庞大，可容纳8万多人；游泳馆和赛车场也分别设置了1万个和1.3万个座位。相应的配套 设施也十分完备，以奥运村为例，它可以同时为1.5万名运动员提供食宿。组委会成员还别出心裁，在承担水上项目比赛的基尔市的十多艘货轮上设置了4000个座位，打造了一个梦幻般的水上看台。

    此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比赛中得到了充分运用。田径场下25厘米处埋着通水管道，可以通过注入热水来提升温度。电子计时器和激光测距仪大大提高了成绩检验的精确性。

    值得一提的是，慕尼黑奥组委特别注意环境保护。以奥林匹克公园为例。仅仅在这一个地方，每天大约有250，000和300，000游客进园参观。据说清洁工作只能趁游人稀少的时候进行，也就是晚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奥组委在园内设置了大量的垃圾箱，特别是在餐厅附近。同时，组委会还招募了大量的志愿者来维护秩序和保护环境。1972年，从6月10号到9月30号，来自世界各国的180名年轻人每天都在指定的区域进行清洁工作。在整个奥运会进行过程中，国际徒步旅行，滑雪，自行车组织和圣加仑营救机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组委会还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奥运会官方吉祥物“瓦尔迪”。这是一支短腿长身的腊肠狗，灵敏，坚韧有耐力，与运动员的特性正符合。它的头和尾巴是淡蓝色，身上交织着奥运五环色彩的竖直条纹。

    为了及时迅速地向全世界人民报道这一盛会，主办方还花费大手笔进行了新闻中心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达290米的奥林匹克电视塔(Olympia-undFernsehturm)。直到现在，它还是慕尼黑最受游客欢迎的好去处。

    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位导演正在以他们独特的视角记录着慕尼黑奥运会。每一位导演着重拍摄其中一个片段，借此来呈现奥运会的某一细节或是某个方面。影片以这样一段字幕开头：“许多人都熟悉向日葵，但从来没有人拥有梵高的视角。世界上许多人对奥运会并不陌生，但是从来没有人像我们这样记录奥运会。这不是一个序时记录，与成功者和失败者无关。这只是来自8位电影艺术家的不同视点。”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忠实记录，我们才得以对1972年发生在慕尼黑的那一幕惨案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黑色九月”血染慕尼黑
    1972年9月5日凌晨4点30分，8名身着径赛服的阿拉伯恐怖分子越过6.5英尺高的围墙，爬进了慕尼黑的奥运村。当他们越入奥运村时，曾经有工作人员发现这些恐怖分子的身影。但是粗心的工作员却误以为是晚归的运动员，并未多加警惕。短短24小时过后，11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5名恐怖分子，1位德国警察在这次事件中丧生。

    凌晨5点左右，恐怖分子敲开了以色列摔跤教练摩舍-温博格的房门。就在开门的一刹那，这位教练便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于是，他发出了一声叫喊开提醒自己的同胞。当其他成员逃跑之际，他和举重选手约瑟法-罗曼诺试图锁上房门，结果却被恐怖分子杀死。随后，阿拉伯人将其他九名以色列人劫持做人质。

    上午9点30分，恐怖分子表明他们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同时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234名阿拉伯裔囚犯和德国释放两名被关押在法兰克福的恐怖组织领导人作为交换条件。此外，他们还要求德国政府提供离开德国的安全通道。数个小时的谈判之后，德国同意将恐怖分子送至北约空军基地，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两架飞往开罗的直升飞机。于此同时，德国狙击手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在避免伤害人质的情况下击毙恐怖分子。

    但是，解救行动以失败告终。一场血战在恐怖分子和德国军队之间展开。第二天凌晨三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其中一架直升机中引爆了手榴弹，机上全体人员遇难。紧接着，另一架飞机上的恐怖分子朝着无辜的以色列人质开枪扫射。最后，三名恐怖分子被活捉，枪战结束后被关押在德国。

    10月29号，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喷漆机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以此来要求德国政府释放慕尼黑血案中的罪犯。无奈之下，德国政府做出让步，三名犯罪分子最终得以释放。

    据说，当时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下令安排了此次行动，而他所属的法塔赫组织的下属派别则负责实施这一行动。

    为了维护法塔赫组织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国际形象，这些恐怖分子自称为“黑九月”。尽管Abu
 Iyad（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副主席）曾经公开领导过该组织，“黑九月”的成员还是拒绝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同时，它的领导者们也尽量避免泄露身份。后来，Abu Iyad在stateless(《无国籍》)一书中曾提及“黑色九月”同法塔赫组织紧密相联。

    事实上，“黑色九月”并不是一个恐怖组织，它更像是一项抵制活动之后的替补小分队。所有的成员都极力否认他们和法塔赫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任何关联。

    很久以后，此次谋杀的主要策划者Abu  Daoud在他1999年出版的自传《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随笔》中承认了他的身份。尽管这被认为是第一份承认巴解组织是慕尼黑惨案幕后黑手的公开声明，但事实上早在1972年约旦警方对Abu Daoud进行审问时，他就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慕尼黑血案之后，当时的以色列铁腕总理梅厄夫人下令以色列警方追杀凶手。为了完成梅厄夫人下达的指示，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开展了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项秘密报复活动：“上帝的惩罚”，旨在杀死所有参与了慕尼黑惨案的“黑色九月”成员。

    最初，摩萨德情报局的第一批行动小组试图通过正常渠道来展开报复行动，但结果证明这一行动失败，并且将整个活动曝光。数年之后，第二批成员成功杀害了五名慕尼黑惨案的制造者。此后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又有三名参与者死在他们手中。

    与他的同胞相比，Abu Daoud显然运气好很多。即使是在认罪之后，他还一直逍遥法外。他声称，他和他的队友们本无意杀害以色列的运动员，并且将责任全推给了德国警方和顽固的梅厄夫人。1999年，那本自传还为他赢得了“巴勒斯坦文化大奖”。

    短暂的中断
    血案发生的当天上午，组委会停止了所有的比赛，奥林匹克体育场变成了追悼会场，8万人一同参加了悼念会。著名的慕尼黑歌剧院交响院团还在现场演奏了“埃格蒙特序曲”，借此来悼念袭击中丧生的遇难者。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代表团纷纷打起了退堂鼓，特别是某些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决定提前打道回府。短短的一天之内，原本一届精彩的奥运会变成了一盘散沙。

    混乱之下,慕尼黑奥组委主任维利-多米建议取消剩下的比赛，但遭到了众人反对。一时间大家意见相左，谁也无法定夺。关键时刻，当时已经84岁高龄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齐站了出来。“The Games Must Go On.”他扔出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在布伦戴齐的坚持下，1972年奥运在经历了34小时的中断之后得以继续举行。

    美苏争霸
1972年，美苏两国正值两极争霸时期。双方已经不只是局限于政治力量的争夺，军事经济实力的比拼，他们的竞争一直延伸到了体育赛场上。

    本届奥运会上，美国游泳运动员马克-施皮茨大出风头。他一共夺得了7块男子游泳金牌，同时也创下了一届奥运会个人奖牌数量的最高纪录。

    除了优异的竞赛成绩，他用胡子戏弄苏联运动员的故事也是让人津津乐道。为了在泳池中一决高下，美国和苏联代表团争相打探对方虚实，同时散播假消息来迷惑对方。

     慕尼黑奥运会开幕式前一天，施皮茨来到泳池进行适应性训练，恰好当时苏联运动员正在泳池中训练。无奈之下，施皮茨只好向旁边一位会讲英语的苏联教练寻求帮助。苏联教练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将靠边的一条泳道让给了他。

    施皮茨开始心无旁骛地训练起来。突然，泳池边闪光灯纷纷亮了起来。最初，他并未多加注意，但是后来他发现苏联的运动员和教练十分仔细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并且在不停地拍照片。原来苏联人在刺探军情。于是他灵机一动，改变身体姿势，在水里乱扑腾起来。当他上岸的时候，一位苏联教练走过来告诉他：“你在水中的姿势完全不对劲，而且你留这么多的胡须肯定会造成阻力，影响你的竞赛成绩。”听了这番话，施皮茨心里暗自偷笑，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你错了，胡子对提高速度十分有效。我留胡须是为了分开水流，从而加快我的划水速度。”施皮茨说得头头是道，旁边的苏联教练和运动员也是十分认真地做着笔记。

    令施皮茨也没有想到的是，在第二年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中，苏联最顶尖的游泳选手也是慕尼黑奥运会100米铜牌得主弗拉基米尔-布雷也蓄着小胡子出现在了比赛现场。这样的场面着实让施皮茨哭笑不得。结果证明，小胡子也并没有给苏联人带来多少好运，施皮茨照样从他们手中夺得了金牌。

    另一方面，苏联男子短跑名将瓦-鲍尔佐夫的横空出世使美国人在短跑项目上也遭遇了不少尴尬。慕尼黑奥运会上，鲍尔佐夫囊括了男子100米和200米两项金牌。自1960年罗马奥运会之后，美国人近40年来第二次在这两个项目上空手而归。

    奥运商业运作初现端倪
    1972年，阿迪达斯在慕尼黑奥运会上崭露头角。赛场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身穿阿迪达斯的运动装备。同时，参赛的1490名运动员中有1164人也全身都是阿迪达斯。在本届奥运上，阿迪达斯还创立了经典三叶草标志。（三片叶子的意义：1 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2 三个大陆板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时间，阿迪达斯的标志风靡整个慕尼黑奥运会。

    事实上，这并不是阿迪达斯在奥运会上第一次露脸。早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就有穿着运动员阿迪达斯创始人阿迪-达斯勒亲手设计的运动鞋参加比赛。到1936年，美国田径传奇人物杰西-欧文就穿着阿迪的运动鞋数次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在众多运动品牌中，阿迪达斯与奥运会的关系可说是最为紧密。一直以来，它都是奥运会上的常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运营销就是阿迪达斯的特色，也是它成功的杀手锏。

    然而1972年耐克公司创立以后，阿迪达斯独霸天下的格局逐渐被打破。耐克以款式和创意取胜，而阿迪重在科技创新。

    随着2008年奥运会落户北京，阿迪，耐克和其他一些知名运动品牌也进行了新一轮的争夺，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本土运动品牌“李宁”。2005年初，阿迪以较大的竞标优势打败对手成为了2008北京奥运合作伙伴。在这场竞争中，李宁公司适时退出，选择其他方式来分奥运这杯羹。

    相比之下，耐克更善于另辟蹊径。从历史记录来看，耐克并不热衷于赞助官方赛事组织。相反，他们走的是低调路线。不同于阿迪达斯致力于官方赛场的策略，他们更愿意走个性营销的路线。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耐克公司通过一些奇思妙想反而更好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比如设立耐克体验中心，举办全民参与的活动，或者是分发印有耐克字样的胸牌挂绳。这样一来，它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当时奥运会官方合作伙伴——锐步。

    如今，阿迪达斯再次卫冕成功，成为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首席运动装备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