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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看到雅典奥运村商店的负责人正在仔细检查货架上的纪念品、零食和吉祥物。他是在准备列一个商品清单吗？他的解释是：“第一周，我需要多储备些高蛋白饼干，到了第二周，我就得多备些避孕套。”
奥运村的概念起源于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男运动员统一被安排住进鲍德温山附近的两居室住所。
那里，有剧院、银行、消防局和电报局。女运动员则分散地住在别处。
现在的奥运村里，各种设施应有尽有，除了睡觉的地方，还有一个巨无霸的自助餐厅，提供24种不同风情的美食，服务1万多名运动员。有时由于语言问题，运动员们提出的简单的要求竟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洛杉矶奥运会时，当自助餐厅的负责人听到中国人提出“more snakes”(多给点蛇)时，简直懵了，去哪儿给他们弄点蛇来呀？弄到了又怎么烹制呀？后来才搞清楚，原来中国人要的是“more snacks”（多来点小吃）。
回想起这些年来在奥运村的记忆，我的脑海里会浮现出许许多多生动的画面。我记得在悉尼奥运村里，一个罗马尼亚赛艇运动员想要收集起所有参赛国的别针。当运动员们陆续走进餐厅时，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别针交易活动，大家把自己的别针叮叮当当堆在饭桌上，一起交换别针。在奥运村里，别针是个硬通货，运动员们对此的狂热程度不亚于集邮迷。最后这个罗马尼亚人收集到了100枚别针，他把所有别针都别在了自己的训练服上，走起路来简直成了一个小型管弦乐队。
互相交换别针已经成了奥运村的传统，不过在这里的传统可不仅仅只有这么一件。好像没谁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有了奥运村小姐这项评比。不过在每届奥运会上，总会有一天晚上，男人们会自发地坐在台前，痴迷地看着女运动员们昂首挺胸，从自己面前微笑着走过。
有时候在奥运村里的一次相见，最后便成为一生一世的结合。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美国链球运动员哈罗德·康奈利邂逅了捷克铁饼运动员奥尔加·菲奇托娃。两人在这届奥运会上都赢得金牌，一年后他们共结连理，这成了冷战期间的一段佳话。
有时奥运村里的浪漫故事也会出现不同的演绎方式。一次，我看到雅典奥运村商店的负责人正在仔细检查货架上的纪念品、零食和吉祥物。他是在准备列一个商品清单吗？他的解释是：“第一周，我需要多储备些高蛋白饼干，到了第二周，我就得多备些避孕套。”
在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上，美国冰球队夺得金牌，史蒂夫·贾纳斯扎克司职守门员。一天他跟两个队友走进奥运村的电影院里，坐下来看电影。他们想要从角落里拖一把椅子过来，这时，一个年轻的法语翻译走了过来，这个叫杰姬·明奇埃罗的女孩请他们把椅子放回原处。贾纳斯扎克看到她后，再也不能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看完电影后，他立刻去城里的商店买了一个陶瓷制成的心，想要在情人节送给她。回到奥运村，他找到了女孩，腼腆地问她，能否送给他一件礼物。现在，史蒂夫和杰姬已经共同度过了二十多个情人节，他们住在明尼苏达，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布莱特尼，一个叫米歇尔。
巴西无舵雪橇选手里纳多·米佐古奇曾经不知道自己母亲是否还活在世上。自打3岁起，他就去了日本，由奶奶一手带大。2002年他参加了盐湖城冬奥会，一天早上，他接受了一家日本电视台的采访，回到奥运村时，一群记者跟了过来，告诉他，有一个人想要见见他——那是他失散多年的母亲。
在“9·11”事件中，凯瑟琳·考斯的父亲不幸罹难，作为一个宽容而又有想法的女孩，她想要的不是复仇，而是寻求理解。当她代表美国冰球队参加了都灵冬奥会时，她时常会在奥运村里结识来自穆斯林国家的运动员，尝试着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对于美国人的看法。
奥运村里流传着的，也不全是感人至深的故事。趁着月黑风高，运动员们偷走奥运会旗，这已经成为一个挺糟糕的传统，在一些运动员看来，偷来的旗帜可以成为他们永久的光荣纪念。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奥运会旗就被人从旗杆上摘了下来，随后辗转出现在了至少四个不同国家队的阳台上。
连澳大利亚游泳传奇人物道恩·弗雷泽也因为在1964年奥运会上偷会旗，而受到了严厉处分。弗雷泽一直被澳大利亚泳协视为刺头，她曾经无故缺席训练，也曾在运动队集训时，用枕头痛打队友的头。可是泳协一直对她采取极其容忍的态度，可是当她潜入东京的皇宫，将会旗偷偷带回奥运村时，泳协对她处以了禁赛10年的处分。
2004年，两个俄罗斯男子因混入奥运村而被捕，他们是想在那里面睡个觉。俄罗斯代表团有人给他们弄了一辆车和两张运动员的出入卡。卡的主人其实已经回国。如果不是因为其中一张卡原来是属于一个女运动员的，他们的行动或许还真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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