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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体育来说，最好的时光肯定不是现在，而是全民以参与为乐，对获得金牌高兴而不癫狂的未来。
网上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从“我是来打酱油的”和“我是来做俯卧撑的”演变成了“我是来洗澡的”。“洗澡”，来自某国奥队队员，国奥队输球输人后，谢亚龙很生气，说到某球员擅自离队开放，9点50开房，10点20退房，“谁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而球员给出的答案是，他是去洗澡。“洗澡”一词遂流传。
这大概是“洗澡”这个词在本意之外的第二次大范围传播，第一次是50多年前，杨绛先生曾以该词为名，创作过长篇小说，用她自己的说法，小说是写“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
奥运会又何尝不是一个洗澡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洗澡的肯定不止那位国奥队员一个人。
洗澡，分主动和被动两种，杨绛先生那一代人经历的改造，被动成分占主导地位，而现在人们经历的改变，主动成分比例大了起来，这大概要归功于30年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吧。比如在举国体制利弊的分析上，人们就不再一味地叫好，而是注入了更多的思考。比如经济学家李子旸就对举国体制引入了经济学分析，他说：“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在动员、利用资源方面，计划经济永远赶不上市场经济。”他这样解释商业体育和专业体育的差别：其实商业体育一般并不能达到“举国”的程度，但即使如此，任何一项商业体育所动员、吸引、开发、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总量，都是专业体育远远不能达到的。想想小小的荷兰有多少孩子在踢足球。想想每年赛车耗费了多少资金。也因此，二者之间的竞技水平差别很大。专业体育想和商业体育较量，基本上和以卵击石差不多，绝无胜算。
这样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得到金牌，或者有优势的项目，共同特点是职业化程度不高。职业化程度高的项目，中国绝少能有优势，即使个别项目有零星优势，比如网球，也是女子项目”。而“世界上主要的职业化体育项目有：足球、篮球、网球、高尔夫球、橄榄球、棒球、冰球、台球、职业拳击、赛车、自行车，等等。这些项目，中国体育几乎都没有什么竞争力。这不是偶然的。”（引号中为李子旸语）
如果没有北京奥运会，类似的分析就很难出现，平时谁想向一个经济学家请教体育问题，他多半也不会搭理你，比如张五常，我发给他的采访邮件就没有得到回音，但当然，他对当下的把握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中国新闻网报道：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省人文学会召开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张五常大胆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张五常说的“制度”包括体育制度的话，该加上一些限制词，比如“已经形成了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对夺取金牌来说最好的制度”，当然，“最好”也不代表“最多”，在无人抵制全球参与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苏联还曾经得到过55枚金牌，但转眼，苏联成了“前”。新闻里说，公开或者私下场合，所有大陆学者一致认为张五常的看法过于乐观。制度的好坏差别并非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是否能持续发展，你总不能说贞观之治中李世民采取的就是最好制度吧，我说的只是体育，对中国体育来说，最好的时光肯定不是现在，而是全民以参与为乐，对获得金牌高兴而不癫狂的未来。
说到洗澡，想起一个出租车司机，说起残奥会，他说：“奥运会看着还挺高兴，残奥会就不该举办，省着让这些瞎子瘸子出来现眼。”我觉得，这种看法确实有被洗澡的必要，当然，不应该是像杨绛先生经历过的那种“刀快水热”式的。我同意网友土摩托的看法：“这个想法太落伍了，是典型的智力返祖，而且返得还挺远，直接跳过灵长类⋯⋯为什么只有人类才会尊重残疾人？就是因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变了。”把这些话跟司机说，他的回答是：残疾人、乞丐对社会百无一用，应该被消灭。这我就无话可说了，只是担心该司机的愿望如果实现的话，他和我都将成为被消灭的一员，因为很可能很不幸，在那些人掌握权力的人眼里，他和我也都是没用的废物。
李子旸说市场经济能最大程度地动员利用资源，但我想这里不包括短时间动员人力，本届奥运会动员就是例子，用不着采取市场手段，所动员的人力之多估计也能创下之最。开幕式那天，新开通的地铁10号线里，见到了一个胳膊上戴红箍的志愿者，她说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巡查一节车厢，一天的任务是来回各走三趟，大概需要六个小时，每节车厢都有人。累不累？“累，但是心里还是很高兴，”她看着我胸前的奥运记者证说，“和你们做记者一样，都是为奥运作贡献。”和她不同的是，我做记者有一些工资，她只得到了一件T恤和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证件。本届奥运会动员的志愿者之多超乎想像，这和北京人觉悟高有一定关系。北京人的觉悟超乎想像，2003年，就有人教育过我，像SARS这样的事不让老百姓知道是对的，因为要保证两会的顺利召开。我经常被人教育，所以，经常猛然醒悟，这两天在北京很多地方走着看着，某个时候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天没在街上看到乞丐，大概是他们也明白自己的形象不大好，为了不给奥运会抹黑，悄悄回避了。2006年我在德国采访世界杯，30天走了12个城市，经常能看到一些醉酒的人四处招摇，乞丐像没事似的乞讨，红灯区还在开放，饭馆依然把桌子摆在大街上营业，而法兰克福火车站对面的某条大街上，政府居然给聚集在那里的吸毒者发放替代品，秩序一点也不井然，不可想像，看来，真该有人事先给德国人洗个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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