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很感谢托尼·邓吉，”同样是失去了儿子的马克·兰克说，“他帮助我保持着信念。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并不孤独。”

或许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惨案过后，人们需要一个能令人快乐的故事。或许，我现在要说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有这样一个朋友，一个爱荷华州的卡车司机，他的名字叫做马克·兰克。2006年7月，他给美国《体育画报》写了一封信，推荐他19岁的儿子科里上“新面孔”栏目。在信里 ，他告诉我们，因为科里创造了不少高尔夫运动的记录，所以他一直都想写信推荐这个孩子。他还说，最终促使他下决心写下这封信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儿子科里刚刚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

于是，我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本刊2006年11月24日一期刊登了这篇文章），记录下了和当时正在爱荷华高速公路上开着大卡车的马克的通话过程，在谈到失去自己最钟爱的儿子时，马克悲伤地抽泣着。我不知道是因为想起了自己那个也是19岁的儿子，或者是别的某种情绪作祟，总之，我第一次一边流泪一边完成了写作。

之后，我们在那个专栏的下方特意为科里留出了一小块地方，介绍了一个特殊的“新面孔”。

时间继续慢慢流淌着，几个月以后的一天，马克接到了一个电话：“兰克先生吗？”来电者问到。“我是托尼·邓吉（译注：2007年超级碗冠军球队印地安那小马队的主教练）。”

对51岁的老兰克来说，儿子去世后，原本精彩的生活仿佛被噩梦般的事故砸出了一个大洞，一切都变得了无趣味。在不用开车奔驰在高速路上的日子里，他最向往的就是躺在家中的沙发上，喝瓶冰镇的啤酒，看一场明尼苏达维京人橄榄球队的比赛，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地勉强忘记对科里的思念。所以，接到电话的一瞬间，他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无聊的玩笑而已。

“我就是托尼·邓吉，”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我打这个电话只是想悼念一下科里，顺便看看我能不能帮上点什么忙。”

你得知道，此时是2006年10月。当时的小马队日程排得满满的，别说佩顿·曼宁和上百万小马队的球迷，就连邓吉也正面临着执教生涯中最艰难的一个赛季。他们都明白，如果球队无法拿下最终的胜利，带来幸运的精灵就会回到瓶中去，而他们可能不会再有下一次机会了。

邓吉也有着他自己的悲哀。他18岁的儿子詹姆斯在2005年圣诞节前三天上吊自杀了。老兰克知道这件事。所以，或许邓吉，这个和老兰克同龄的男人，是个有关联的人。于是，他们聊了起来，橄榄球教练告诉老兰克，保持联系。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是我可以在大卡车里坐上一整天，可脑子里想着的全都是科里，”有一天，老兰克和邓吉这样说到。“你很幸运。你身边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可以天天帮你从那种思念中摆脱出来。”

“是啊，”邓吉回答，“但是他们没法帮我熬过晚上。”

很快地，他们就熟络了起来。邓吉有妻子和5个孩子，有一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有数不清的慈善事业和上千件零碎的事要做，但他还是腾出时间回复每一封老兰克的来信，他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老兰克，接听每一个来自老兰克的电话。有时候，他们会聊得很深入。老兰克常常祈求上帝，希望能将科里送回到自己的身边。邓吉告诉他，这很正常，但他也告诉老兰克，只要他们保持信念，“我们会与他们重逢。”

季后赛来了，邓吉为不能立刻给老兰克回信而道歉。很抱歉没能给你回信，有一天他在电子邮件里这样写到。我常常会几天都没时间开电脑，特别是我们的后卫球员表现不好的时候。

我问你，还会有谁这么善良？

接着，小马队冲进了超级碗比赛，邓吉邀请了一个他从未谋面的男人，一个维京人队的球迷到现场观看比赛。老兰克找了一趟送货到佛罗里达的活，他开着18轮的集装箱卡车去了迈阿密。比赛前一天，在球队下榻的酒店里，他见到了邓吉。他们拥抱。他们闲谈，他们还一起祈祷。第二天，老兰克坐在海豚球场的观众席上，看着自己的新朋友拿到了冠军奖杯。

这只是又一个成为邓吉的朋友的陌生人。邓吉的朋友中还有一个威斯康星高中球队的教练，这位教练的儿子也自杀了。还有印地安那波利斯的一个孩子，这孩子在车祸中失去母亲和哥哥。许多心碎的人都在崩溃边缘看见过一个男人援助的手，这个男人也有积压在心里的痛，可他却将它化为力量的源泉。

邓吉拒绝向媒体透露这些善事，这个举动让善良的事更显得温暖。

“我真的很感谢托尼·邓吉，”老兰克说。“他帮助我保持着信念。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并不孤独。”

弗吉尼亚事件发生后，我们了解了人的情绪可以低落到什么地步，而当感受到一个人的心情可以振奋到什么程度时，我们怎能不觉得美好？

对每一个现在正深陷在悲痛中的家长来说，托尼·邓吉就像个提示者，他告诉他们，会有一条穿越悲伤的道路，只要彼此互相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