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灾难降临，震撼我们的是企盼的眼神，感动我们的是焦虑的平民英雄。

 

 

     苏女士是济南钢铁总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5月12日，她带着3岁的孩子到北京出差。14时28分，刚刚领到宾馆房间门卡的她在楼梯间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十几分钟后，她便从电视里为眩晕找到了答案——地震了。

 

    “最初只知道四川地震了，没想到这么严重。直到当晚看了央视的报道后，赶紧又上网看了一下，这才知道有那么多人遇难了。于是，我想应该为灾区做点什么。”

 

    5月13日上午9时40分，苏女士来到位于丰台区的工商银行马家堡支行，在门口处领了一个号后，便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焦虑地等待。她手中的号码单上印着0143号，排在她前面的还有九十几个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银行没开门时，便排队等着办理基金的顾客。

 

    在此之前，她在网上已经查询到中国红十字会公布的账号，并试图通过网银的方式转账捐款，但被告之，账号为存折账号，业务无法完成。无奈，她只得专门到工行营业厅来排一次队。

 

    经过漫长的等待，苏女士终于在窗口顺利办妥了捐款手续，而她也拿到一张收费凭证——由于她使用的是一张在济南开户的牡丹灵通卡，因此在汇款时需要缴纳相应的手续费。此时，距离她走进营业厅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近两个小时。

 

    “银行的办事效率太需要提高了，”苏女士对自己的遭遇颇有微词，“为什么不能为捐款者开辟一条绿色通道呢？为什么不能让这些钱尽快转化为对灾区人民有用的物资呢？”

 

    与苏女士相同遭遇的还有很多人，互联网上，一名网友发贴“向灾区捐款，是否该收汇兑手续费”，强烈质疑银行机构在非常时期“发国难财”，此贴在短短数小时内在各大BBS上竞相被转载。

 

    5月12日至14日，银监会连续开了三天的会议，紧急部署银行业抗震救灾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了结果：银行业机构所有营业网点，对捐款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手续费。此前由于各种原因误收的，查实后应立刻退还。

 

    银监会的“特事特办”，让公众看到了国家在非常时期应急措施制定上的明显进步。事实上，在灾难面前，政府机构的进步还远不止如此。

 

    首要难题是如何将救灾物资顺畅地运往灾区。据开赴北川地震现场的本刊记者介绍，通往重灾区的三条公路生命线（理县—汶川、甘肃—茂县、成都—都江堰—映秀）在5月17日已经全部打通。重灾区已有可以互相连通的迂回线路，干线公路的生命线网络已经搭成。运往灾区的物资，在广东、重庆、浙江等省份都获得免费通行的便利。凡装运抗震救灾物资的货运车辆，凭县级以上民政局或红十字会开具的《运输抗震救灾物资车辆免费通行函告单》，一律免收车辆通行费。一些省份的交通部门还专门为运输抗震救灾物资的车辆开通了应急通道，一切都为了同一个目的——尽早地将灾民急需的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中。

 

    孟先生是北京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质量技术监督员，三十出头的他平日里总是被同事称为“老孟”。灾难发生后的第五天，相关部门向老孟所在的企业紧急征调100台呼吸机。“本来已经跟女朋友约好，周末要一起去她保定老家看望她父母的，结果票刚拿到手，就被单位一个电话给召回来了。” 老孟这样对记者说。地震第三天，他们厂已经捐助了26台呼吸机，但这对于成千上万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受灾群众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我们从周五（5月16日）晚上就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这100台呼吸机，一直到今天上午（5月18日）才完成全部任务，终于没有耽误工期，更没有在质量上打一分折扣。”脱下工作服的老孟一脸疲惫，眼球上挂满红丝，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不眠不休地工作了三十几个小时。“我们耽搁的每一分钟，对于那些亟待抢救的人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老孟很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感到自豪，但在记者提出采访要求时，他却极力向记者推荐他身边的一位朋友小姜。

 

    小姜是老孟的前同事，更是他多年的好友。一年前，小姜从这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辞职，转行去做其他“更有发展空间”的营生。但在辞职之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地震发生后第四天，小姜拨通了老孟的电话，一通寒暄过后，小姜感慨自己在国难当头之际，却无力为灾区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

 

    “如果你真有这个愿望，就回来帮忙吧。” 老孟的一句无心之言为对方打开了一扇窗子。撂下电话，小姜便联系到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表达了自己希望回来“做义工”的愿望。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小姜立即在自己单位请了年假，回到昔日的东家。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我现在恨不得马上冲到灾区去，只可惜我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老孟的脸上挂着内疚的神色。“地震刚发生那两天，我跟几个绿野的朋友（注：一家网友进行户外活动交流的网站）商量，打算组织一个自驾慰问灾区人民的活动。好多朋友听说我这个想法后，都给我送来很多方便面、八宝粥和矿泉水，希望我们能顺路捎给灾民。我们收下这些慰问品后，一打听才知道，灾区那边对于外界自发的援助行为是有特殊要求的。主要是顾虑援助者的安危，以免给灾区营救工作制造更大的负担。”

 

    “后来那些慰问品都流向哪儿了？”记者问。

 

   “送到四川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去了，听说只有那才接受物资的捐助。于是我们又筹集了一些棉被和衣物送过去，谁知道那边居然不收。说是为了避免有病菌，让我们先用84消过毒之后才能捐——可你说这棉被用84泡过之后还能盖吗？”

 

    满腔热情却被浇了个灭的老孟心里很委屈，他不明白为啥自己想做点事总会遇到阻力。连续加了两夜一天的班，老孟的嗓子已经嘶哑得快要说不出话来。

 

    于是，他走进路边的一家药店，给自己挑了一盒两块六毛钱的金嗓子喉宝。交完款，临出门的时候，他看到门口摆放的一个为地震灾区人民奉献爱心的募捐箱，于是把刚刚捏在手里的七块四毛钱找头扔进箱内。接着，头也不抬地从钱包里又拿出两张100元钞票，扔进箱内。

 

    老孟的收入不高，以每天一包五元钱的中南海来算，这200元是他四十天的“口粮”。他自嘲说，为了灾区人民，他已经做好“节食”的准备了。

 

    时近中午，记者正在整理采访记录，手机收到老孟发来的一条彩信：一个大纸板箱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醒目地印着“中央医药储备应急救灾物资”。老孟说这就是他们即将运往灾区的呼吸机，已经装上车准备出发了。我不忍心再占用他更多的休息时间，于是给他回复：辛苦了，好好休息。

 

    下午三点，又一条短信飞进记者手机，还是老孟：刚接到通知，上面又紧急征调三十台儿童呼吸机，我又得回去加班了。

 

    老孟很困，但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