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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对北京说

作者：本刊记者关军胡金一 [发自日本东京] 图胡可来源：体育画报发表日期：2008-3-13 14:00:17

强国梦、大国、原子弹、军国主义、世界元年、新干线、精精工、索尼、东洋魔女、奥运争光、大众体育……

东京国立竞技场 天空下的东京国立竞技场，静悄悄地见证着历史，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

运会圣火在此点燃。图中远方为东京现代化的建筑群，大多数为东京奥运会后所建，最高楼为日本著名的NTTDOCOMO代代木大厦。曾经有欧洲记者描述：奥运圣火燃起了日本人的民族激情，鼓起了日本人重新开创历史的勇气。

山田直稔看上去完全不像82岁的老人，在两国国技馆里，这位相扑爱好者攥着那把标志性的扇子，楼上楼下一溜烟地小跑，事实上并没有很急的事情。日本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副作用是，老年人要把自己激励得更有活力。

不断有人兴奋地拉住他要求签名，要求合影，即使白鹏力士此刻出现在人群中，受欢迎程度也不过如此吧。

“我是日本的奥林匹克大叔。”山田直稔喜欢反复向周围人强调这一点。“大叔”并非妄言，1964年开始，他追随日本运动员参加了许多重要比赛，尤其难得的是亲历了那以后历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具有这种经历的人在全世界也屈指可数。

山田直稔，这位木材厂老板的儿子、日本大学的建筑学毕业生，本应该有另一种成就，而改变他一生走向的，恰恰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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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东京申办1964年奥运会终获成功，此前，他们两次与奥运擦肩而过。1940年奥运会原本确定由东京承办，正推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毁约弃权，致那届奥运会流产；1960年第17届赛会的竞逐中，东京又败给了罗马。1964年10月10日，日本与全世界都在期盼这个时刻，它也将是奥运会第一次来到亚洲。

日本几乎是亚洲大国距离欧陆最远的一个，却也是吸纳西方工业文明最早、最虔诚的一个。

“二战”战败之后，日本经济窘迫，而比这更难忍受的，是在国际上被孤立、被疏离的处境。国际奥委会甚至一度将日本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

申办第17届奥运会失败后，东京的申奥决心反倒更为坚决，大有不惜代价、务求成功的气势。我查阅到了1960年5月19日东京都议会通过申奥议案的决议，从其中的一些字句，可知当时日本政府方面在奥运上的诉求——

“独立之日本，为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再出发，让世界了解热爱和平的体育文化⋯⋯为作为国际信义的友爱作出贡献。”

“战后，日本的形象不太好，日本人上下一心，希望让全世界重新看一下自己。”山田直稔对于那段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滋味印象深刻。

要解读战后日本，不妨先说说日本的“三种神器”。这三件珍宝原指日本天皇手中代代流传的八坂琼曲玉、草剃剑、八咫镜，到了现代社会，它的含义被演绎，并成为衡量日本人生活水准的真切可感的指标。

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舔舐伤口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了19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黑白电视、洗衣机、冰箱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家庭，它们在日本被称为“三种神器”，类似于中国当年的“三大件”。经济的复苏，让日本人洗刷战争耻辱、重回国际社会的愿望变得迫切起来。

1964年4月，抚顺战犯管理所遣返了三名日本战犯，他们是最后一批结束改造的二战战犯。

不过，要真正摆脱二战阴影，走上国家正常化之路，日本人还要寄望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1964年10月10日，第18届夏季奥运会在东京国立竞技场开幕，74160人出席，日本天皇也御驾亲临。欢腾的日本民众不会记起，21年前，也是在这里，日本天皇出席日军的“新徒出阵”仪式，鼓励两万多的新兵在“圣战”中效忠。同一块体育场，物是人非，日本人希望借助喷气式飞机在天空划出的五环，驱除那场战争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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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喷气式飞机在天空划出五环。上图为官方海报。下图为大松博文。他率领日本

女排击败苏联，夺得日本奥运史上首冠。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19岁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坂井义则举着火炬跑进会场——那个年代的火炬还很老土，远远望去，浓烟滚滚，简直像一只烟囱在移动——坂井登上火炬台，点燃了奥运主火炬和全日本的狂欢。

广岛人坂井义则恰好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当天，其父是当时的受难者，主办方希望由坂井义则点燃圣火，以表达日本人民对和平的祈愿。日本人还通过奥运主会场的壁画传递这种姿态——那是世界上唯一一尊没有翅膀的希腊胜利女神像，日本人的说法是，胜利女神没有翅膀，就可以把和平永远留在日本。

不过，火炬手的选择遭到了美国方面的质疑，他们认为这有“祭奠军国主义”的意味，极力反对。在这件事情上，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支持坂井义则担任主火炬手。

在内心深处，战后的日本人对美国的态度极为复杂。一方面，有着对美国的强大国力乃至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推崇；另一方面，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让他们不愿受制于美国。1960年代初期，日本和美国签署“日美安保条约”的动议遭到80%以上的民众反对。反对风潮演变为著名的“安保运动”，620万人上街游行，6万商店关门罢市抗议。

1964年3月24日，矛盾再次激化，美国驻日大使被一位日本少年用刀刺伤，幸未危及生命。

战争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光荣与梦想，东京奥运会负载着太多的宏大命题，开始了当时奥运史上最昂贵、最奢侈的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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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几个在北京生活或逗留过的韩国人、日本人，承办奥运会时期的汉城（今首尔）和东京，是怎样的景象？他们的回答是：和现在的北京差不多。

他们的意思很明白，这几座城市对举办奥运有着近似的狂热，而剧烈变化着的首都也非常相似，城市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甚至带有几分野性。

1963—1964年间，假如你到访东京，会为眼前的场景惊骇不已：东京市内的许多主干道上，挖了一万多个大坑，为的是修建高架路桥，计有七千多栋房屋、五万多名市民因奥运工程拆迁。城市里到处沟壑纵横，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竟使一千多人丧生。

日本作家开高建的回忆文章写道：“那时的东京没天没水，只有头顶的钢筋和脚下黑色的废墟。”去奥运工地劳动者的住处看一看，条件之艰苦让人寒心，生活空间阴暗拥挤，肮脏破败，空气中弥漫着屎尿的味道。

城市规划专家三村浩史认为，奥运会的举办让东京逐渐摆脱了首都角色的控制，成为了集政治、经济、商业、金融为一体的真正意义的“大都市”。

东京都厅对于东京奥运会的经费约1兆日元，其中百分之九十都用在了交通建设方面。对此，曾经在东京奥组负责任场馆、交通建设计划的加藤隆先生给出的解释是：“和如今北京奥运会的相关建设不同，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场馆千驮谷国立竞技场、明治神宫外苑体育馆，代代木体育场等几乎都是东京已有的体育场馆设施，只是做了相关的整修和扩建，武道馆虽然是新建的，但那是民间设施，政府并没有出钱。”千驮谷国立竞技场是为1958年第三届亚运会建成的，扩建后可容纳观众71000人，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体育场。

相对于场馆建设而言，道路交通建设才是东京奥运会前建设的重头戏，当时建设而成的东京交通设施，也成为了日后东京飞速发展的基础。《东京百年史》中有这样一段话：“东京的执政者明白，东京奥运会是东京起死回生的机会，东京奥运会的相关建设是东京发展的根源。”

上世纪50年代的东京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1956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东京交通整备计划，这份计划包括了东京市内交通、地下交通以及东京与大阪、神户、千叶地区等交通连接等各个方面。“当时东京各个方面都需要建设，但是不可能一起开始，1959年东京获得奥运会的举办权后，政府决定把跟奥运会相关的交通建设提前进行，其他工程都暂缓开始。”加藤隆介绍说。

1959年4月，连接东京和新大阪的东京新海道新干线开工，并于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前正式运营，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电车，时速达到每小时256公里。

与此同时，东京都厅将羽田机场迁离了市中心，并修建了从羽田机场到奥运村的全程28公里的高速公路，而原有的环状7号线、山手大街、国道246号线，这些连接主要场馆之间的道路全都扩建成了能够让四辆车并行的街道。此外，都营浅草线、丸内线、日比谷线也都是在这一阶段开通并且运营的。这个时期，东京奥组委内部负责交通建设方面的工作人员也从原来加藤隆一个人逐渐增加到了三十多人。

东京奥运会的场馆设施几乎都集中在东京西部地区，其交通建设计划则从1960年开始实施，从1960年到1965年的五年之间，东京西部的地价增长了1.6倍，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的地价几乎没有受到奥运会的任何影响。

“这对东京东部的住民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失，一直到东京奥运会结束后，7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后，东西部的差距才开始慢慢地缩小。”加藤隆说。

和目前北京市政府一再出台政策控制房价不同，东京都厅对于地价没有采取任何控制政策。

“一方面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当时是日本战后的第一次经济高速成长期，这种增长属于比较正常的现象，另外一方面，和其他国家不同，日本的建设业是国家的主要产业之一，日本的建设从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高比率，建设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很大。”

奥运大叔 从1964年起，山田直稔追随日本运动员亲历了历届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他现在希望

通过崔永元获取北京奥运门票。

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东京奥运会的建设计划给东京带来的也并非都是好的影响。

因此，为了奥运会的顺利进行，一些匆忙开工的工程的缺陷就在日后体现了出来。连接明指神宫和神宫外苑的马路就挡住了原有的自然景观，公园的林荫大道旁边建了个阴暗的停车场，非常煞风景。此外，东海道新干线的日本桥上方修建的首都高速路也因为破坏了东京的景观而成为许多日本建筑学家批判的对象。东京奥运会时担任东京建设局局长的山田正男说，这是“东京市民对奥运建设无条件支持的产物”。

与城市建设相对应的是城市人口急速增长，1961—1964年间，东京出现了严重的供水不足。教育和福利也一时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社会矛盾凸显。后来，政府逐渐意识到过大的都市面临许多问题，开始提出城市人口的“抑制”政策。

显然，山田直稔对中国的现实并不熟悉，他提醒说，北京奥运肯定改变城市面貌，也会有一个物价飞涨的阶段，因为当年的东京就是这样——事实上，北京早已进入这种状态。

2008年年初，冰雪灾害让大半个南中国几近瘫痪，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在承办奥运会前期也是天灾人祸不断。我更愿意相信，这仅仅是一种偶然。

据《映像100年史》记载，1963年—1964年间，暴雪、地震、豪雨在东京及周边地区先后肆虐，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矿难、飞机失事、列车相撞、电厂爆炸等令人震惊的意外也在同期频繁发生。

东京都政府当初为了说服民众支持申奥，提出的口号是“奥林匹克能赚钱”。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宣称承办奥运会预计要投入200亿日元，而收益可达到270亿。最后的实际情况，却是奥运游客不足预期的一半，整个奥运经济账也是明显的入不敷出。

其实，那时候让民众支持奥运，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申奥时，日本媒体提及东京的优势，总结为“700万都民（指东京都市民）之衷心要求”，“举国一致之体制”。其实并非虚言。

每年的10月，东京奥运会的开幕纪念日，铸造工匠铃木文吾都要专程赶到东京，到国立竞技场擦洗火炬台，以此祭奠为铸造火炬台献出生命的父亲铃木万之助。铃木家族是日本铸造方面的名匠，负责铸造奥运火炬台。在盛会还有三周就将开幕的时候，模具在浇注过程中破裂，看上去这个无比重要和神圣的任务已无法完成。68岁的铃木万之助羞愤难当，心力交瘁，三天后就命赴黄泉，其子铃木文吾继续着父亲未竟的工作，并立下誓言：“如果失败，不但我家族永难翻身，而且故乡都将为此蒙羞。若有失败之日，我将切腹谢罪。”

赶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巨大的火炬台奇迹般地铸造成功。铃木文吾后来说：“我的生活很贫苦，但这又怎样，毕竟有一件留给将来的东西，是我的。”

在西方人当时看来，把这项工作与人的生命相联系是难以理解的，而铃木家族的故事，却在日本人心目中成为一段佳话。

普通人的狂热体现在售票处门口。为买奥运比赛门票，许多人扛着行李赶到售票处，排在前面的市民居然是提前五天就到了。1964年10月2日，中央邮局发售1000枚奥运纪念币，门前排起了6000人的长龙。

为了观看家门口的奥运会，相当多的家庭在1964年添置了电视机，或者把黑白电视换成彩电。1960年，日本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为54.5%，到举办奥运的1964年，这一数字飙升到93.5%。那一年，借助美国的通讯卫星，奥运会进行了奥运史上第一次电视直播。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回忆说：“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1964年10月10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是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让西方人惊叹的不止是这个东方民族的狂热，还有这个国家国民的素质。开幕式结束后，整个体育场居然看不到一张废纸。

民众热情的最高潮，无疑属于女排决赛。据NHK电视台的记载，那场比赛的瞬间最高收视率竟达到85%，比后来轰动日本的“红白歌会”更高。当日本女排最终取胜，有媒体评论说：本届奥运会在今天（10月23日）开幕，也在今天闭幕。

那场历史性的女排决赛，并不是以一个完美的细节收场，最后一个球的争夺中，苏联队员被判触网，日本姑娘不战而胜。裁判哨声吹响，日本队员和亿万观众都怔了片刻，才猛然意识到伟大时刻来临，举国狂欢释放的能量堪比一次核爆。

20年之后，女排题材的体育传奇移植到中国人身上，成为了另一民族的强心剂，被强调的主题词同样是“拼搏”，这算不算东方式的巧合？

东京奥运会之后，普通日本人渐渐平息了血脉的激荡，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以山田直稔为代表的一群人，却一直被那激情紧紧攥住。由身后的家族企业做依托，经费不是山田发愁的事情。他组建了一个日本体育后援团，开始了全球化的粉丝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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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街头 正在街头玩棒球和足球的日本儿童。体育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生活常态。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个镜头，感动了包括山田直稔在内的无数日本人。当运动员们以很自由的方式集体入场，一些兴奋的外国运动员把日本代表团的女棋手福井抬起来，绕场一周。《20世纪日本》一书这样评价这一细节的意义：“被孤立的日本回到世界。”感人的场景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为奥运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了。

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一样，东京主办奥运会也是一种迫切的政治上的“形象工程”（也有人刻薄地称之为“粉饰太平”），并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当年的日本报纸，有的把1964年称为日本的“国际化元年”，有的把奥运会闭幕时刻称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1964年，确实是日本重回国际社会的标志性年份。除了承办奥运会，另有大事件很“巧合”地发生——同年，日本加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办奥运会，外国人都进来了，我们很开心，日本人当时很希望与外国人交流。”山田直稔说。门户大开后，日本人的生活开始更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化。

新井一二三说，直到1950年代末，东京人的家庭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和服、榻榻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关起门来开冷气，在榻榻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先进、好酷，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破坏。之前严禁孩子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现在的东京，正在全力申办2016年奥运会，第二个奥运梦，他们的宣言变成：“值此‘都市的世纪’，希望借助都市之力建立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强烈地期待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把奥运会与东京更深远的复兴及有力的促进运动联系起来，改变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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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KO（精工）在奥运会前一年承担起计时设备的提供任务，并决定在奥运会上提供石英计时器。那时，人们还在用机械表计时，而重量超过一吨的石英表只能用于天文。难道SEIKO要把庞然大物安放在赛场里？

奇迹在奥运开幕半年前发生，SEIKO居然推出一款精巧的石英精密计时器，人们不禁对着它惊呼：天啊，这东西只有3公斤！计时精度也比机械表提高了一百倍。这段传奇被SEIKO视为企业腾飞的里程碑，而精巧、耐久、精密的日本工业产品，开始借助奥运会给世界以惊喜。

事实上，以奥运为契机走向世界的日本企业与日本品牌，还远不止一家SEIKO，索尼等许多品牌的全球化拓展，都是抓住了奥运这个天赐良机。

以奥运之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运输、通讯等行业的高速发展，造就了被称为 “奥林匹克景气”的阶段性繁荣。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国民经济总产值1967年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让我们延续一下“三种神器”的故事——到了东京奥运会之后，国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彩色电视、窗型冷气机、汽车非常普及，成为新“三种神器”。报纸上全是汽车广告，鼓动日本国民赶快进入“My Ｃar”时代。

1962—1964年间，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超过了10%，史称“奥林匹克景气”。不过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繁荣。从1954年至1970年，日本经济先后经历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和“伊奘诺景气”。奥运投资过热导致1965年出现半年左右的萧条期，随后又进入高速路。以此判断，夸大“奥运经济”对日本腾飞的助推力显然是不客观的。

日本的“北京奥运支持会”是一个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民间组织，其理事长冢大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虽然单从经济数据上分析，举办奥运会对日本经济崛起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于身处战败阴影中的国家而言，奥运会带给了日本“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精神动力”。

现代化日本 本刊摄影师站在高处拍摄的大阪现代化市景。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发展更加快速。日本国民借奥运会的契机，建起了高达321.36米的东京电视发射塔（下图），同时修建了大量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地铁，彻底改变了日本的交通状况。

如果一定要为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寻找一些外部原因，奥运会的直接拉动作用甚至未必比得上“战争财”——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巨大军需，让日本工厂的机器以更强的分贝日夜轰鸣。《日本历史》现代卷记载：“韩战过后，日本经济已基本恢复战前水平，国民收入急速上升。”

日本经济崛起与中国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它没有造成悬殊的贫富分化。正如新井一二三所说：“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

奥运会带来的全球性游戏规则，远远超出了体育范畴。如今的日本，几乎是世界上工作压力最大的国度，而山田直稔说，日本的传统文化是不鼓励竞争的，经历了奥运，好像竞争意识突然强烈起来，“我本人不喜欢竞争，为什么要那么大压力呢，开心就好。”但是，82岁的老人的态度有时略显矛盾，“日本现在在体育上不爱竞争了，没有进取心了。”这又是他不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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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取心”，或可看做是在追求体育的另一种境界。

1964年，日本奇迹般获得16枚奥运金牌，金牌总数位列第三。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继续追逐“奥运争光”一类的梦想，而是借此完成了向大众体育的优雅转身。

1957年，日本男性的体育参与率只有23％，奥运会后的1965年，这一数字已飙升为45％。而多数不需要工作的日本妇女，是体育热的更重要的推动者。

公众的体育参与热情，无疑是首先被“东洋魔女”引燃的。

身份为大阪一家纺织厂原料采购部经理的业余教练大松博文，带领纺织女工们，竟战胜了异常高大的、专业体制下的苏联女排，一夜之间就成了民族英雄。日本女排的故事像一个丑小鸭的童话，使得普通民众发现，原来民族英雄就在身边，他们自己也可以投入到运动的乐趣与激情中。

奥运会后，日本盛行“妈妈桑排球”，乒乓球也很受妈妈桑们钟爱，中国的许多退役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谋生，都以陪妈妈桑们打球为主业。

小野乔获得过五枚奥运金牌，东京奥运会之后，他和妻子告别竞技体育，于1965年开办了日本第一家面向普通民众的体育俱乐部。渐渐地，大众化的运动俱乐部风靡日本，到1994年，这类俱乐部竟多达37万家以上。

大众体育开始兴起，竞技体育被重新审视。

1968年1月9日，27岁的马拉松运动员圆谷幸吉在家中割颈自尽，遗书刺痛的不仅是他的家人和亲友。“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不能再跑了，我真的想成为一个胜利者，但我太累了。”

在东京奥运会上，圆谷搏到一枚铜牌，其冲过终点后痛苦得满地翻滚的场景，是如此符合日本人推崇的隐忍、执著的品质，他成了那届奥运会的英雄。

不甘心铜牌，一定要夺金，舆论在切盼，圆谷也不断自我施压。他一直进行着不尽科学的魔鬼式训练，伤病也随之增加。实力所限加之伤病之虞，让他自感1968年奥运夺冠的梦想有点遥不可及，“英雄”终于崩溃。

当时日本体育的成绩主要由陆上自卫队支撑，圆谷幸吉也是一位自卫队选手，严酷的自卫队“强化选手训练”制度是竞技体育升空的引擎，也被认为是杀死圆谷幸吉的祸首。当年《每日新闻》的体育记者冈野对这种训练并不陌生：“自卫队的训练方式和外界那种自由宽松的训练环境是不一样的。不管队员压力是否太大，不管身体状况是否承受得起，都要进行艰苦训练。”

圆谷自杀让日本人震惊，各大媒体开始对锦标主义、奥运战略反思，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是，日本正“忘记体育的原点”。《朝日新闻》的评论是“无视人性的期待”，激烈批判了现代竞技中的狭隘民族主义，痛斥锦标主义对人性的戕害。对竞技运动的批判，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抵制名古屋申奥的运动。当时名古屋市提出申奥，舆论却普遍认为，应把财政经费用于大众体育。

大阪曾与北京竞逐2008年奥运，反对声浪同样巨大。虽然长野曾在1998年举办冬奥会，但留给新井一二三的印象仅仅是“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

奥运迷山田直稔也在悄然转身，他最初只是满世界追着日本选手加油，“做着做着，我发现世界和平很重要，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从此，这个不会外语的人俨然成了社会活动家、奥林匹克宣传大使。在东京一家咖啡店里，他兴奋地向我展示与几乎所有历任日本首相、与撒切尔夫人、萨马兰奇等名流的合影。他那把金灿灿的扇子上，写着后援团的主旨：“笑脸的交流”。

时光进入2008年，山田直稔要延续“奥林匹克大叔”的故事，却全然不知如何搞到北京奥运开、闭幕式的门票。他去中国驻日使馆，求助于遇到的每位中国朋友。最新的好消息是，崔永元欲邀请山田先生出席一档电视节目，将有一份奥运门票相赠。

山田总有让人艳羡的好运。

2008年，但愿我们也有。

（本文部分资料借鉴了《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文章，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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