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前夕，北京市民注意到如下两条信息：一条是9月底，北京奥组委在发布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环境报告（2001-2006）》中称：2006年8月份31天中有30天可达标，2007年8月份31天中有28天可达标。而在2008年8月，奥运会16天的空气质量有望全部达到二级以上；一条是与此同时，洋洋数千言的《第29届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已报请国务院高层审批。奥运空气问题，在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时以这样一种姿态，进入北京市民视野。

 

 

    临近中央电视台每晚的新闻联播时分，北京渐次隐身于棕黄色的雾霭中。下班当口，人流与车流如同万千条毛细血管，汇入西二环路。

 

    这是国庆节前夕的一个普通周五，当日空气为重度污染。在西直门通往复兴门的车流中，刚下班的刘鹏不停地重复着一连串动作——滑行、加速、减速、刹车。一小时过去了，汽车蠕动不过1公里。

 

    在开不开车窗的问题上，刘鹏与女友发生了争吵。女友固执地认为，空调过滤的车内空气，远比窗外由粉尘、煤烟混成的“鸡尾酒”更清爽。但从事汽车报道多年的刘鹏清楚，车内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同样超标，其中污染最严重时超过国家标准七倍。

 

    “ 里外一个熊样， 都是在慢性自杀。”此时的刘鹏，不觉怀念起8月17日开始的那四天限行。那天的上班早高峰，刘鹏驾车从西直门赶到长椿街，只用了17分38秒。室内是欢畅的音乐，窗外还有新鲜的凉风。尽管损失了两天的驾车机会，但归纳起来就一个字——爽。

 

    从8月17日至20日，北京启动了一次全民大演练——配合空气质量测试，市区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目的在于检测机动车尾气对于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限行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空气质量，从而给奥运会的空气质量保障积累经验。

 

    机动车对大气环境最大的危害，是尾气排放。尾气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有臭氧、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铅等。分析显示，发动机每燃烧1千克汽油，要消耗15千克新鲜空气，同时排出150至200克一氧化碳、4至8克碳氢化合物、4至20克氧化氮，并直接排出悬浮颗粒物。

 

    平时的监测显示，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占北京市同类污染物的64％，一氧化碳占92％，可吸入颗粒物占23.3％。

 

    悬浮颗粒物、一氧化碳均能直接危害人体。前者一般是由直径为0.1—40μm的多孔性炭粒构成，能粘附二氧化硫、苯等有毒物质，吸入人体肺部后不易排出；后者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气体，可在大气中保持两三年，极易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阻碍人体的血液吸收和氧气输送，影响人体造血机能。对于处于竞技状态中的运动员，它们的危害更是非比寻常。限行测试的四里，北京很争气地连续获得四个“二级良”天气。

 

    中国目前把空气质量分为五个等级。空气污染指数（API）小于等于50，相当于国家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空气质量为优；API值介于50至100之间，为二级空气；API值在100至138之间为三级空气，有心脏病或肺病的人应减少户外活动；API值超过138为四级空气，应避免长时间剧烈的户外活动；超过300则为五级空气，任何人应呆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

 

    “如果不是大量机动车停驶，空气质量不可能连续四个二级天。”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认为，限行效果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机动车有关的各项污染物都明显下降，二是污染排放浓度积累速度放缓。

 

    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在接受《奥运特刊》记者专访时认为：“测试顺利完成，达到了预期效果。不仅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气治理和交通应急保障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为今后解决环境、交通这两个关乎城市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拓展了思路，提供了依据。”

 

    在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做的各项准备中，空气质量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但尽管早自1998年，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蓝天治理工程”，至今北京的空气距离“绿色奥运”的要求仍然存在差距。

 

    国庆节前夕，《第29届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已报请国务院高层审批，一旦获准即将全文发布。此前的7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局务会议已原则通过了该“保障措施”，并要求有关部门在上报国务院之前，做最后一轮修改。

 

    负责文本起草和修订的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协调小组，由北京市政府与国家环保总局牵头，成员包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相邻省区市。由此可见，北京奥运的大气问题，已被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更为紧迫的压力，来自日益逼近的时间。2008年7月24日，随着北京奥运村的开村，第29届奥运会将拉开长达58天的帷幕。所剩时间已屈指可数。

 

 

    2007年8月8日，周三，适逢北京奥运会倒计一周年。当日，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为“88”，为“二级良”天气。

 

    “这个数据出来后我们都笑了，很巧合，为完成奥运空气保障增强了信心。”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认为，奥运倒计一周年之际，“88”的空气指数开了个好头。

 

    然后，“88”并未带来好运。就在美国时间8月8日，来自大洋彼岸的一番言论冲破了北京的欢乐氛围，如同糟糕空气中的阴霾笼罩在这座千年古都的上空。

 

    此番言论出自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之口，主题正是关乎世人瞩目的北京空气质量。罗格受访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时，表达了自己对北京空气污染问题的忧虑。

 

    “保证运动员的健康是国际奥委会的首要工作，如果北京空气品质太差，像自行车这种耐力赛可能要重新排定比赛时间。”罗格说。在此之前，国际奥委会从未对北京的准备工作发表过只言片字的批评。罗格此番谈话首次将北京的环境问题推向风口浪尖，亦使这场大气危机成了决策者首要面对并必须解决的难题。罗格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奥运会参与者的响应。澳大利亚奥运代表团团长约翰·科特斯称，为避免运动员过早暴露在污染的空气中，该代表团将推迟抵京时间。

 

    北京2007年6月糟糕的空气，成为类似言论此起彼伏的导火索。当月，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仅有15个，创下七年来最差记录。其中，二氧化氮含量高于世界卫生组织空气清净标准78%，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比纽约高出3倍。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北京奥运会的举行时间。

 

    一般而言，大型运动会在凉爽的秋季举行比较适宜，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开幕时间就是在9月15日。申办北京奥运会成功之初，决定的赛事时间为7月25日到8月10日。考虑到那时北京的气象条件非常不利于赛事举行，北京奥组委希望将举办时间向后顺延三周，于8月15日至31日举行。或许是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美国网球公开赛和职棒联赛的赛事阶段，国际奥委会最终没有批准北京奥组委关于开幕式推迟三周的建议，只允许推迟两周，在8月8日开幕。那时恰逢酷暑，空气污染连同高温，可谓雪上加霜。

 

    奥运会时间的选择虽几经谈判，并无更大回旋余地，北京只能以如此季节、如此时日举行奥运会。

 

    有人罗列了北京奥运会必须避免出现的四种情况：第一，出现最坏的情况，一些重要的国家或运动员因为空气安全问题抵制一些项目；第二，赛期遭遇高温天气，加之空气污染因素，使大量运动员半途退出，或者发生运动员赛后需要紧急救护情况；第三，运动员戴着口罩比赛，势必招致国际媒体反复播放；第四，比赛临时改期，引起各方抗议。 显然，上述任何一种情况的出现，都不可接受。

 

    污染源流变

 

    8月17日启动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全民大演练，是针对机动车尾气造成的空气污染。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告诉《奥运特刊》记者，在限行的四天里，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值分别为91、93、95、95，空气质量保持“良好”级别。而限行前的16日和之后21日，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值都为116，属于“轻微污染”。

 

    除了汽车尾气，北京的污染源还包括燃煤、扬尘、工业废气等。

 

    据大致测算，四大污染源对北京地区的污染比重大约是：尾气约占40％，燃煤等能源消耗占20％，工业污染占10％，扬尘及其他污染约占30％。

 

    通常，空气污染指数是以当日最高污染物的数值——也就是可吸入颗粒物的数值为依据。这一数值低于100是二级天，等同于“蓝天”；超过100为三级污染天。

 

    早自1998年，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蓝天治理工程”。经过不懈的努力，2004年，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这两个指数已达到国家标准。决策者目前更为担心的是严重超标的可吸入颗粒物和臭氧。

 

    今年6月，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15个，比去年同期减少9个，创下了近七年来的最低水平。进入7月，这一数值比去年同期少6天。这段时间的首要污染物均为可吸入颗粒物。

 

    可吸入颗粒物不仅造成能见度下降，同时易进入运动员呼吸道并影响竞技。北京大气污染特征虽属复合型污染，但其代表性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家族”非常强势，超标天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占首要污染物的96％。按国家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是每立方米100微克以下，但在北京，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的固定基础数值已经接近每立方米70微克，这意味着新增的排放空间只有每立方米30微克。

 

    颗粒物的组成比较复杂，降低其数值的难度也比较大。北京市环保局经过多年来的数据分析发现，可吸入颗粒物的来源主要为土壤尘、机动车排放、燃煤、建筑水泥尘和二次转化粒子等，各类来源对可吸入颗粒物的构成随着季节变化而明显不同。而尾汽排放，则伴随颗粒物的产生而贯穿四季。

 

    在风大干燥的春天，北京不时会有沙尘来袭，土壤尘对可吸入颗粒物的构成率在四季中最高，达到32%。

 

    在夏季，强烈阳光之下，持续的高温很容易使空气中的污染物产生变化。这段时间，硫酸盐、硝酸盐等二次粒子进入颗粒物“家族”，其构成率最高值为29.2%。

 

    进入秋季，机动车尾气、燃油排放污染等对颗粒物的构成率为27.4%。这一时段容易出现静风稳定的大气状况，再加上北京三面环山的地形影响，机动车等低空排放的污染物易在低空中逐渐累积。在燃煤高峰的冬季，煤烟尘对颗粒物的构成率达10.6%。但这一数值仍低于汽车尾气、燃油的祸害，后者达到22.5%。这主要由于机动车是低空排放，而冬季日照不强，地面热对流弱，在近地面容易形成逆温，机动车排放物非常容易累积。

 

    正在搬迁中的首钢，被视为北京空气颗粒物的罪魁祸首。环保检测发现，首钢厂区及古城附近的可吸入颗粒物，最高可达每立方米180微克，而扩散方向还会因季节而改变。倘若北京达到二级标准，全市颗粒物的年排放量共计4万吨，而首钢已以1.8万吨接近半数。

 

    首钢搬迁后北京每年减少1.8万吨可吸入颗粒物，这相当于上百家小型工业企业的排放总量。目前北京空气的首要污染物96%是可吸入颗粒物，而首钢一家的排放量达全市的23%。

 

    除了可吸入颗粒物，另一个严重超标的空气污染物是臭氧。目前，北京大气污染的主要监测指标包括可吸入颗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臭氧还不属于国家进行考核的指标。但对于举办奥运会来说，臭氧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在大气层的上部，臭氧能起到阻挡紫外线、保护地球生物的作用；然而接近地面，臭氧却是一种危险的污染物。汽车和工厂排放的废气在阳光下进行复杂化学反应，所形成的二次污染物称为光化学烟雾，臭氧就是光化学烟雾中危害最大的成分。臭氧超标，会刺激呼吸器官，从而严重影响运动员的竞技状态。

 

    臭氧的形成主要与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含量有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污染源主要是汽油和工业溶剂的挥发。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庚辰的研究，近10年来，北京空气中的臭氧浓度超标天数有较大幅下降，但近三年臭氧浓度超标天数平均值每年仍达51天。

 

    特别是在夏季的八九月，北京市近地面空气中的臭氧浓度经常出现超标的情况。王庚辰介绍说，近地面空气中的臭氧属于二次污染物，它在空气中的浓度依赖于空气中某些其他污染物的含量，如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同时与太阳紫外辐射、风、空气温度、湿度等气象因素有关。因此，对臭氧污染的控制和治理有较大的难度。

 

    臭氧和大气中的其他污染物不同，它并不是被直接排放到大气中，而是由排放到大气中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一定的天气条件下反应生成。研究表明，空气中的臭氧浓度对空气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比较敏感。因此，控制臭氧必须从控制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做起。控制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是当前控制臭氧浓度的有效途径之一。

 

    又据北京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吉林透露， “十二五”期间空气中的臭氧含量可能会有国家标准。

 

   

 

乱了发 8月14日，奥运沙排测试赛在朝阳公园举行。北京也能出现如此晴朗的天气。

 

    中国标准与世卫标准

 

    回顾2001年7月13日，北京对世界作出了大胆承诺——到2008年，北京市区空气质量将实现世卫组织的标准。

 

    今年8月15日，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公开重申，关于2008年空气质量，北京向世界许下三点承诺：一是每天对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及可吸入颗粒物四项空气质量指标进行监测；二是确保明年全年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三是奥运会期间，北京将会有良好的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和世卫组织指导值的要求。

 

    这是一个艰难的承诺。身为大气专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对北京承诺的理解是：大气质量既要“符合国家的空气质量标准”，又要“接近世卫组织指导值”。

 

    事实上，“中国标准”和“世卫标准”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迄今为止，中国有关空气质量的国家标准有两部，一部是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另一部是2003年3月1日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两部国家标准共同的通则是，根据污染物的浓度限值划分三级，按年、日、时划分取值时间。

 

    2000年，中国曾对二氧化氮和臭氧的二级标准做过修改。其中，把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限值，从每立方米40微克提高到80微克，时均浓度限值由120微克升为240微克；臭氧的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则由160微克提高为200微克。

 

    对于此次修改的原因，有关方面均未作详细说明。可以想像的是，这是出于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和污染现状的妥协。

 

    可是，在世界范围内，趋势正好相反。今年2月8日，世卫组织公布了最新的“空气质量标准”，较之以前的标准，许多指标更加严格。比如，把可吸入颗粒含量标准从每立方米70微克降到20微克；臭氧含量从每立方米的120 微克降到100微克；二氧化硫的含量也从每立方米125微克降至20微克。经过这番调整，世卫组织的标准较目前世界上很多地区使用的国家标准要严格得多。

 

    世卫组织在谈及颁布新标准并更趋严格的原因时表示，空气污染每年大约造成全球200万人早死，其中一半以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发达国家，可吸入颗粒物对人体健康也有严重影响。

 

    在很多城市中，可吸入颗粒的年平均值超过每立方米70微克。如果把可吸入颗粒含量从每立方米70微克减少到20微克，就可以使受污染城市每年的相关死亡人数，减少15%；此外，光照下臭氧浓度达到最高水平，很容易导致哮喘发作和其他呼吸道的问题；而降低二氧化硫的含量，只需要采取相对简单的措施，却能直接减少儿童的死亡和患病。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空气质量区域顾问MICHAL KRZYZANOWSKI博士说：“根据若干年对空气污染所开展的工作，世卫组织目前确定了可供会员国在制定政策时参考的新标准。各国可衡量它们与这些目标之间的差距，估计当前污染程度对健康的影响并从减少这些污染所获得的健康益处中受益。”

 

    中国标准趋于宽松，实际上是环境不断恶劣的一个缩影。相对于世卫组织标准趋于严格，意味着北京的空气质量即使达到了国家标准，仍与世卫组织的指导值相距数倍，其潜在危险不言而喻。

 

    博弈“奥运保障措施”

 

    无论是正在搬迁中的首钢，还是即将公布的《第29届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北京对大气的治理的力度和决心可谓空前。

 

    首钢的搬迁成本高达500亿元，它不仅是北京城市规划的一大拐点，亦直接关联到首都1/6的产业工人的去向。

 

    至于7月9日已获国家环保总局原则通过的“保障措施”，在上报国务院之前正在做最后一轮修改。

 

    《奥运特刊》记者从北京市政府获知，“保障措施”分北京市措施和周边省市措施两大部分，从时段上又分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奥运时段和赛事强化时段。

 

    会前的治理措施主要是，三环内实现无煤区，全市燃煤总量控制在2500万吨内，对市内燃煤锅炉脱硫、脱氮并安装除尘设施；以首钢为代表的电厂、冶金、化工、石油等重点污染源，集中实行压产、限产、搬迁；与臭氧有关的全市1000座加油站、1200辆油罐车和部分油库的油气，均全部实施回收治理。

 

    至于第二阶段，即奥运期间的58天，控制措施甚为严厉：

 

    ——扬尘污染控制。奥运期间所有工地的主要施工停止；

 

    ——机动车污染控制。六环内货车禁行，公务车70％停驶，社会车辆实行单双号行驶；

 

    ——工业污染控制。钢铁、化工、建材等工业企业停产或部分停产；

 

    —— 燃煤污染减排， 加大外网输电，充分利用燃气发电，压缩燃煤发电30%，自备电厂具备条件的停运；——特殊条件的紧急措施，压缩燃煤发电50％，全市燃煤设施停运。

 

    “在今年8月的空气测试中，对于燃煤、施工扬尘和工业排放等污染源没有采取特殊控制措施，而是要求其按照有关环保法规、标准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确保达标排放。”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说。

 

    据其介绍，“保障计划”中已明确，北京京能热电公司等5大燃煤电厂减少污染排放30％，燃煤锅炉减少污染排放30%。

 

    力度之大可谓空前，阻力之大亦可想而知。“所有措施中唯有停发电厂不可取。几个主要电厂除了提供电量外，更主要的是对北京电网起到安全保障作用，这是依靠外来送电解决不了的。”北京市一位电力专家说。

 

    在今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这位电力专家用了三个小时游说决策者，以阐述限制燃煤发电的严重后果。他比喻说，北京本地的发电量只占25％，其他电力均来自外省。这张宛若高架桥型的供电网络，在北京本地只有25根支撑柱，如将其去掉高架桥就成彩虹桥了。

 

    8月21日，京城气温冲破33℃，当日最大用电负荷1190万千瓦，这是北京历年用电的新高。这个夏天，北京电力负荷缺口即达20万千瓦。而在7月17日，为保北京电网，河北张家口一天内两次拉闸，限电总数相当于3个县的用电量。而且，这一时间段正好对应于一年后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

 

    但《奥运特刊》获知，尽管利益部门反对声四起，在目前的“保障计划”里，燃煤发电减排30%的指标仍赫然在目。

 

 

星星之火 2006年6月，河北高碑店市方家务村村民的烧荒行为，影响了北京的空气。

 

    跨省联治难题

 

    持续九年的大气治理后，北京的空气质量至今还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北京市奥组委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高层官员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华北地方政府间没有形成一个“大奥运圈”概念。

 

    奥运如同一支强大的催化剂，北京周边各省市亦图谋借此东风发展经济。从产业结构来看，诸

如河北、辽宁、山西、内蒙古、山东这些省份，大多是以矿产资源为主导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那里遍布着的大大小小的铁矿、煤矿、发电厂，无一例外采用煤作为燃料，其对空气质量的损害可想而知。

 

    今年6月1 1日的天气变化是一个象征。那一天的整个白天，都属良级空气。

 

    但进入傍晚，蓝色的烟雾突然弥漫城区。

 

    雾中没有水汽，尽是呛人的气味。气象预报解释，本地并不具备起雾条件。

 

    在北京市环保局监测中心，卫星云图显示，位于京南的河北涿州有40多个“燃烧”的红点连成一片。一路往南还蔓延至山东。随即，三地环保部门互证，涿州以南的大片农户正在燃烧收割后的麦秆。

 

    来自南方的烟雾迅速毁掉了这个良级天气。这次突发事件后来时常被环保专家和高层引述，他们借此证明，北京空气质量的保障并非北京一个城市的事。

 

    美国阿尔贡国家实验室研究员大卫·斯特里兹发现，对于漂浮在北京上空的某些污染物，周边地区的“贡献率”达到了一半以上。显然，仅仅控制本地的污染源，无法履行北京对奥运的承诺。北京市是个三面环山的簸箕地形，一面开口，三面封闭。北京大学的朱彤教授发现，依靠限行减排的汽车尾气，却可能被京畿漂来的浮尘所代替。

 

    空气是流动的，跨省污染已成北京空气治理的一大难题。2006年11月，经国家环保总局协调，北京、山西、天津、河北、内蒙古五省市区成立了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协调组，共同参加制定“奥运空气保障措施”。

 

    这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计划。五省市区合力于北京空气治理，同时还承担着探索建立区域污染联合防控制度的重任，以供其他跨省治污效仿。

 

    此时，北京还缺乏足够的数字资料，用以反映周边地区对北京空气的影响及变化。北京支付了一笔2600万元的科研费用，寻找北京周边的污染源，以及改进奥运期间大气质量。

 

    对于这项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区的研究项目，2600万元无异是杯水车薪。进入今年7月，国务院又特批了一笔环保专项资金，用以改善京津冀大区域空气质量，保证2008年奥运顺利召开。目前，环北京的河北省，已在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张家口、承德6个北京周边重点控制城市启动了空气质量监测点，并汇同天津加大冶金、石化等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力度，同时严防秸秆燃烧。山西、内蒙古承担重任。山西全省烟尘单位面积承载的污染负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一；二氧化硫单位面积承载的污染负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 在该省与内蒙已做出的计划中，承诺重点治理电力、煤炭、石化等行业。

 

    奥运契机

 

    2007年8月8日，北京举行奥运一周年倒计时仪式。天安门城楼的背后映射出金色光柱，近百位明星一起反复吟唱 ，歌曲名叫：We Are Ready。

 

    无论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履诺已迫在眼前。大气治理九年间，北京试图用数字来表达空气质量的改善。以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为例，1998年是100天，2006年已达到了241天。其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值，已突破性地达到国家标准。

 

    在每周更新一次的北京地图上，绿色正以过半的规模呈蔓延之势。北京林业部门已宣布提前一年完成了绿化承诺，三道绿色生态屏障阻挡沙尘入京，并称今年年底城市绿化覆盖率将达43%。在寸土寸金的紫金城外，在粼次栉比的高楼群中，城市绿化更是见缝插针。

 

    来自北京市政府的数据称，以1998年为起点，当年北京环保投入54亿元，2005年达100亿元，2006年超过250亿元。7年累计1200亿元。这还不包括每年70亿元企业环保投入。

 

    在奥运2900亿元总投资中，这已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环保治理的时间往往超过北京奥运会的运行周期。当然，北京的居民更关心奥运能否成为北京空气质量转变的一个契机，并得以长期延续。

 

    “我们正在组织开展有关环境交通保障长效机制的研究，主要是采取经济手段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减少包括机动车尾气污染的长效措施。”赵凤桐告诉《奥运特刊》记者。

 

    正如北京市委书记刘淇8月14日调研时所言，北京不仅要实践申奥时的承诺，更重要的是抓住奥运机遇，把北京空气质量提高到新水平，探索出一条改善空气质量、治理环境污染的长效机制。而环保专家估计，北京大气进入良性循环，至少还需20年的努力，这尤其需要决策的正确性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