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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现役的、退役的运动明星们真的急不可耐了，他们只是想强调一个原则：虽然奥运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它首先是运动员的。
这是一张既普通又特别的“明信片”——Dear fellow athletes, It’s our stage, Let’s unite, Let the Games begin! Li Ning, athletes, Beijing
几句简单的英语，我数了一下，一共75个字母。但是，它整整占据了一个标准足球场，它由2155个人和同样数量的彩板拼成。假如它可以被认定为明信片，吉尼斯的世界纪录一定会改写的。而我的摄影师同事郑福利说，这看起来更像一场行为艺术。
用这么多的人、这么夸张的方式表达一种情绪，当然属于行为艺术，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公关手段，一次聪明的、人性化的公关。奥运临近，大型民间聚会在北京很难获准举办，李宁发起的这次活动很快获得特批，至少说明了官方的默许。而这么巨大的投入，甚至动用了热气球航拍（也是需要特批的），不大可能由2155个志愿者集资解决的吧。
不过我注意到，主办方尽量将官方色彩和商业色彩隐去。
这项“制作明信片”的大型公益活动，由退役近20年的“体操王子”李宁发起，体育名人桑兰、杨扬、杨凌、劳丽诗等人到场声援，另有几十位运动明星签名参与。当2155名青少年在烈日下齐刷刷举起彩板，当一群不乏亲和力的体育名人共同向世界发出邀请，确实是颇具感染力的场景。我想起了张晓舟一篇专栏的标题：让龙说人话。那一刻，我想自己真的听到了“人话”。
活动设计得并不繁复，那几句英文也非常简练，翻译过来，核心意思就是邀请全世界的运动员：嗨，该我们出场了。事实上，这一天其实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103天呢。并不是现役的、退役的运动明星们真的急不可耐了，他们只是想强调一个原则：虽然奥运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它首先是运动员的（李宁语）。
在我看来，这场大型行为艺术的潜台词至少有两个，其一，反对以政治挟持体育，不希望全世界的运动员由于非自身的原因缺席北京奥运会；其二，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并让公众了解缺席奥运会给运动员造成的痛苦。此前的太多纷扰，的确让人心生疑惑：奥运到底是谁的？
与杨扬聊起奥运火炬传递的喧嚣时，她说最担心的是那些小孩子，小运动员，“他们对奥运、对体育的感情很容易因此受到伤害，怀疑自己所热爱的东西。”
国外的多数运动员也非常反感政治对体育的过分介入。美国女足明星欧莱利就说：“如果这个世界需要改变，可做的事情不是用水浇灭火炬。”
要知道缺席奥运会的滋味，不妨去问问杨凌。在连续两次获得奥运射击冠军之后，杨凌开始接连遭遇命运的捉弄。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杨凌在游戏中竟因为意外崴了脚，失去参赛机会；而2008年，奥运项目没有10米移动靶，宣判北京人杨凌将缺席家门口的奥运会。在接受《体育画报》采访时，前奥运冠军杨凌用“痛心”来形容两次缺席奥运的感受。现在，他等于“赖”在国家射击队，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好歹也是在国家队啊，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杨凌还准备联合一些射击选手，申请下届奥运会恢复10米移动靶，已经两块金牌在握的他，仍有奥运梦——尽管2012年的时候，他已40岁。
前几天，中国最优秀的前男排国手汪嘉伟遇到了相熟的记者罗宏涛，还曾感叹，抵制奥运会，其实最受伤害的就是运动员。这种伤害，也许是已经很不幸的杨凌所无法体味的。
汪嘉伟时代的中国男排，史上最强，曾获得世界杯第五名。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中国男排本来通过了预选赛，因为前苏联出兵阿富汗，中国政府选择了抵制（官方的说法叫“放弃”）。
那一年，被誉为“网上飞人”的汪嘉伟25岁，正是最好的年龄。
四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政治也间接捉弄了汪嘉伟的奥运梦。中国男排这次没有获得参赛权，汪嘉伟失望之余前往日本打球。不过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赛前宣布抵制，中国男排竟意外获得了替补出席的资格。此时，效力日本联赛的汪嘉伟已无法应召参赛。我问汪嘉伟：“1980年因为政治原因缺席奥运会，给你留下怎样的遗憾？”
“你说我的心情会怎么样？这个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说出来大家都不愉快，”他的语气有点沮丧，“能说国家不好吗？”
李宁告诉我， 他特别为他的师兄们遗憾，“1980年，是他们最好的年龄。”他所说的师兄，应该是这样一批体操名将：李月久（1957），黄玉斌（1958），童非（1961）。1980，1984，仅以两届而论，多少国家胁迫着它的运动员抵制了奥运会，又有多少人失去了他们运动生命中的“最好的年龄”？
假如志愿者们制作的明信片真的可以寄出，我希望它不仅仅是寄给各国运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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