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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世界杯上大放厥词,违背了女子体育中“团队第一”的精神,并因此而使她离开了国家队。现在,霍普・索罗再次成为美国女足的守门员,正准备出征北京奥运会。
我叫坚强 霍普・索罗再次回归,美国队大门顿时稳固起来。
“如果你真的想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就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如果你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所有人的期望,那你就会失去自己的个性,并随之而失去自己的优势。”
—— 摘自霍普・索罗的MySpace空间页面只有浴缸才能舒缓心情。
2007年女足世界杯之后的日子里,霍普・索罗在痛苦、愤怒和绝望之中找到了这个可以舒缓她全身痛苦的方法。她在华盛顿州柯克兰的家中的一角休整,把水温开到最高,躺进水中,然后打个盹;只有当水温过高时,她才爬出浴缸,搅动水面,然后平躺在浴室的地面上。这样的一系列动作会持续几个小时:浴缸、地板、浴缸、地板、浴缸、地板。
“我在床上睡不着,因为我全身疼痛,所以我只好睡到浴缸里去,”她说,“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抑郁症,那我想我真患上了。
那时,我身心俱疲。”
索罗快要崩溃了。在中国举办的世界杯之前三个月,也就是6月份,她的爸爸杰弗里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了。4月,她最好的朋友,伊丽莎白・邓肯在西雅图慢跑时被卡车撞倒身亡。如今,她的事业也岌岌可危。在9月末,美国与巴西的世界杯半决赛前夜,虽然索罗此前连续3场首发,美国女足主教练格雷格·瑞恩却派老将布里亚娜·斯库里首发上场,把她留在了板凳上。在美国0比4失利后,索罗爆发了,她对加拿大某记者说:“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任何对这项运动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这么认为。”她还说现在已经不是2004年了——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对夺得雅典奥运会冠军的美国队守门员斯库里的言语攻击。后来,她又说:“毫无疑问,如果是我,那肯定能扑出那几个进球。”
由于对索罗的道歉不满,主教练瑞恩和索罗的队友们不仅没有让她参加对挪威的季军争夺战,也没有让她一起参加颁奖典礼,没有和她一起进餐,甚至没有一起坐飞机回国。索罗回到西雅图,面对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在离奥运年只有一年的时候,这位美国的顶级门将是应该在26岁时退役?还是去欧洲发展?还是应该根据合同要求,回到圣路易斯那些仍然对她愤怒的美国队队友当中,在世界杯后的两周去参加3场系列比赛?
后来的两周,她就畏缩在浴缸中。她的体重减轻了10磅,并且不接听或回复任何来自朋友的电话或电邮。“我曾想过放弃,”索罗说,“为什么还要去面对那些还憎恨着你的二十多人?但是,我还是要回去。回去告诉所有人这样一个道理:你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某个人的职业生涯。”
八个月之后,索罗回到了队伍中,并希望能在奥运会中为美国队首发。美国队在世界杯之后还未尝败绩。对球队和新任主教练、瑞典人皮娅・桑德哈吉来说,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充满创造力、建立在控球基础上的战术代替瑞恩长传冲吊的打法,来赢得金牌;二是反驳这样一个早就形成的观点:女运动员一定要与队友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才能获得成功。
老前锋艾比
队友们她在世界杯上的言论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时候,她的朋友和世界杯时的室友怀特希尔却说事情并非如此(索罗说怀特希尔后来为此“误解”向她道歉了)。那次系列赛中,索罗仍然被禁止与队友一起比赛或训练。
只有前卫卡莉・洛伊德打破这一禁锢,与她一起坐在替补席上,到她房间看看她,并与她一同用餐。在来到圣路易斯之前,洛伊德曾坐在索罗身旁,拍拍她的肩膀,对她轻声说道:“振作起来,霍普。”洛伊德这样做,也有可能会引火上身,然而,她说:“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和很棒的守门员,我们队伍需要她。”
重启 经过3个月的训练,索罗又成为美国队18人名单中的一员。
在休息一个月之后,索罗表示,当球队在12月再次集结的时候,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回到“那样一个充满了女生会氛围的队伍”中。然后,美国足协官员明确表示不会再对索罗做出进一步处罚,而球队也来了新主教练桑德哈吉。“我有两条路走,”桑德哈吉说,“我可以不管此事,并表示我那时与球队毫无干系。不过,我想尊重所有人心中的感情。我(对球队)说的另一件事是:‘你们想赢得比赛吗?’‘想。’‘那么我们需要守门员。’”主教练通过这样的有益的直接交谈(主题是诠释成长和战斗),以及在第一次全队会议上演唱鲍勃・迪伦的《时代在变化中》,为球队重新定调。“伪装自己,直到你信以为真。”索罗的一位朋友对她说。
而她也的确这样做了,在12月的训练营和1月的一次在中国的锦标赛中,她都时刻保持着微笑。
“然后,我会回到家,深呼吸,告诉自己我没有处在被人审视的目光之下,我可以做回自己,”索罗说,“后来我就真的相信了这一点。突然之间,那些微笑变得都发自内心。接着我觉得,我的心理也变了。时间真的成为了一剂良药。我知道我们之中许多人都深刻地反省了。我再次真正地享受与队友的交流,而我曾认为这再也不可能了。”
索罗和瓦姆巴赫都认为他们已经成为了接纳差异的专家,而时间已经松动了她们在世界杯事件中的不同立场,不过也只是稍微松动了一下。瓦姆巴赫同意在季军争夺战中把索罗排除在队伍之外(她说:“那样会影响我对比赛的准备。”),不过,她也认为不让索罗来到球场这一决定可能有些过激了。从索罗看,她仍然认为她在败给巴西后的言论是发自内心的,同时也承认这言论引起了破坏性的后果。“我坚信我所说的一起,”她坚持道,“我不想尊重我的队友们或布里亚娜吗?不。我为伤害她们而后悔吗?那是在我心情糟糕的那些日子里,那时我都抬不起头来。我意识到,我破坏了凝聚起这个球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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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在美国与加拿大比赛的几天前,索罗和斯库里终于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咖啡馆直接面对面,坐了两个半小时,“我们已经期待很久了,”索罗第二天红着眼睛说,“我曾很害怕这样的交谈。”索罗说,在她父亲去世后,斯库里是对她支持最大的队友。在索罗在床上辗转反侧,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做不到”的时候,斯库里盯着她的眼睛说:“你做得到,霍普。”在杰弗里・索罗去世后的第一场比赛,斯库里把他名字的首字母印在了她的守门员手套上,并把比赛献给了他。
机会 在新帅桑德哈吉(左图)眼中,索罗和斯库里都有可能首发。
在华盛顿州的里奇兰・杰弗里成为了霍普的第一任足球教练,并且也是她热爱运动的源泉。但他也是一个神秘的人。据霍普所知,他在纽约和波士顿生活过,参加了越战,并在那些年里两次更改了他的姓,使得霍普认为他可能是保护目击者计划的对象。随着他与霍普的母亲茱迪的婚姻结束,他悄悄离开了8岁的霍普和她11岁的哥哥马库斯,去了西雅图三周。在随后十年,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联系,直到霍普在华盛顿大学的四年里,她和杰弗里才再次获得了联络。
虽然住在林间的帐篷之中,他参加了霍普所有的主场比赛。而霍普也会带些通心粉和奶酪给他,并与他促膝长谈。“在爸爸去世后,世界杯是唯一能让我振作的事情,”索罗说,她在中国每场比赛之前还把他的骨灰洒在球门前,“我是为他而踢了那次世界杯,并且仅仅是为他。”
斯库里的父亲,厄内斯特,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两个月去世了,因而她说她很了解索罗在世界杯期间的心情会是如何的脆弱。不过,正如上个月两人谈话中,斯库里向索罗解释的那样,她无法理解索罗把自己放在了全队之上,无法理解她对队友们的不恭,而正是这些队友使她能够从事足球这项运动。“我们一直想做正面的典范,并向女孩们展示如何做一名好的运动员,如何正确地面对胜利和失败,”斯库里说,“她的评论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一个人的言论并不能评判我是谁或者我为这个球队做过什么。”
对索罗来说,那是一段困惑的时间,不去评论她任何一位队友。的确,她认为以和为贵的习惯需要有所改变。“我们不需要成为朋友,才能尊重她在场上的作为,”她说,“我真心希望女子体育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喜欢说我们做到了,但是我想我们还没有做到。”
不过与斯库里谈话类似,索罗也与其他队友相互交心。很难想象,女子球队有时会像男子的一样。两位门将谈到了宽容,谈到了她们的父亲,谈到了她们对彼此的尊重。斯库里说在世界杯前,她一直认为索罗是个好孩子,这时索罗默默无语,眼泪汪汪,还是斯库里打破了平静:“霍普,我仍然认为你是个好孩子。”最后,她俩拥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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