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多少基层体校,为省运动会而“兴奋”;会有多少座“鞍山”,构成那座阳光都难以化尽的冰山。
鞍山的9月3日,小雨过后,街上很多人已经穿上了夹克。下午3时到6 时, 记者进入了大大小小九家药房,试图买一些此前据说很容易买到的一种药,促红细胞生长素,未果。
三年前的5月20日,沈阳体育学院反兴奋剂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欧洲有19名运动员因长期使用促红细胞生长素类别兴奋剂致死。当时,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组织青少年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已被查出。促红细胞生长素是处方药,对任何年龄运动员身体的危害都非常大,长期服用甚至可以导致死亡。
三年后,2006年8月8日,在哈尔滨的一个招待所里,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出动联合调查组,在鞍山市田径学校校长邵会斌住房的冰箱内,搜出300支不同牌子的促红细胞生长素,以及141支不明针剂以及9支丙酸睾酮——全部是违禁药品。同一天,正在哈尔滨训练的该校田径队被突击检查,这支田径队正在大规模给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45名不满18岁的鞍山田校运动员,是7月26日由邵会斌带领来到哈尔滨集训的,他们正备战将于8月26日揭幕的辽宁省第十届运动会。8月8日被检查后,他们提前于8月12日,乘坐两辆大轿车返回鞍山。
邵会斌因为在自己的运动员身上使用违禁药品而被停职,后又有传说被“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他的名字和鞍山市田径学校一起,迅速登上了国内各地报纸体育版的头条。但这并不能影响那些故交对他是“老实人”的评价。
在邵的母校沈阳体育学院,几名受访者都说想不通,“这么老实一人”怎么会在兴奋剂上出事,“估计是压力过大吧。”
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第一次恢复运动训练系招生,来自大连瓦房店的邵会斌以国家一级运动员身份入校,专项为十项全能,当时班里有来自八一体工队、辽宁省体工队的健将运动员,相比起来,邵会斌的专业成绩不算突出。1990年大学毕业时,由于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是鞍山人,邵会斌就选择到鞍山当了一名田径教练。
那届运动训练系共有30多名毕业生,徐小娜也是其中之一。她告诉记者,邵会斌“这人不错”,虽然同班时彼此交流不多,但感觉对方“绝对不是那种滑溜叭唧、做事张扬的人”,直到2004年9月母校50周年校庆时,当年那个“普普通通、不显山不露水”的邵会斌,“除了胖点,一点都没变”。校庆当天老同学见面,有人打趣说:“邵会斌,当官了?” 邵会斌也谦和地自嘲一下:“嗨,当的啥官呀?”
现任沈阳体院纪委书记的李国忠,二十年前曾是1986级运动训练系的辅导员。在他的印象中,邵会斌无论在学习、思想、生活、训练和为人处世方面,“综合素质都不错”。“这人忠厚老实,学习刻苦,训练也很拼,思想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而据记者多方了解,邵会斌入学第二年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参加工作之后被批准入党;2004年6月当选“鞍山市优秀共产党员”;2005年,在基层单位推荐和初选基础上,邵会斌入选“鞍山市第一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李国忠对邵会斌的记忆全部停留在1990年前,而徐小娜毕业后与邵唯一的一次见面就在2004年校庆。他们对邵会斌出事都感到“很意外”。相比之下,在一间寝室里相处四年的孙殿友对邵更熟悉。这位沈阳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分院的体育教研部主任,二十年来和这位室友一直保持着联络。 “直到鞍山出了事,我才发现打不通他的电话了。”孙殿友说。
孙殿友介绍,身高1.85米的邵会斌在学校时高大威猛,“在训练场上跟一头猛虎似的,我们都叫他‘猛虎’。他那会儿啊,训练起来从不叫苦。”据孙殿友说,邵会斌上大学时就很有事业心,大部分课余时间都花在了专业书籍上。最近两年仍坚持陪队员一起训练,十几年如一日。“当教练的一大把年纪还这么拼命,哪个运动员还好意思不苦练呀?”
“我始终相信,邵会斌在第九届省运会上带队拿了很多金牌,那都是清白的,”孙殿友说,“相交多年,我太清楚他的为人和能力了。”至于这次事发,孙殿友觉得可能是当上校长后压力太大,才走错了这一步,“不知道他今后怎么办?想翻身太难了。”
对于邵会斌就任校长之后“太狂”而得罪其他教练的说法,孙殿友说:“他绝对不是那种人!要说他得罪人我认为是难免的,你的成绩好,别人成绩不好,那肯定对你有意见。”在孙殿友的毕业留言册上,邵会斌那一页写着几句暖心窝子的话,还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邵本人,一张是他的学妹兼女友——记载着一段真挚的友情和一份终成眷属的爱情。照片上22岁的邵会斌貌不惊人,谁也无法预知他17年后会有惊世之举。
“电话里他总叫我有空去鞍山玩,可惜那年校庆我去河南参与组织比赛,这些年也没见上一面。”孙殿友说,邵会斌进校时就显得比别人成熟懂事,宿舍里有人病了,他都会帮着打饭倒水,“是个很体贴同学的人”。交谈中孙殿友也问记者,有没有处罚的“小道消息”。显然,孙殿友不想让朋友遭罪,也明白这回肯定“栽了”,只希望尽快有个说法。
邵会斌的妻子是鞍山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14岁的女儿上初三。邵会斌岳母说:“全看着这个孩子,不然日子就不过了。”她表示,邵会斌的事一出,家里经济状况受到很大影响,“他就是傻啊,拼命工作,却落了这么个下场。”
2003年5月,邵会斌当选“鞍山市十大杰出青年”,当时《鞍山日报》对他介绍道:邵会斌, 3 6 岁, 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鞍山市田径学校短跑、跨栏教练员。所撰写的论文《110跨栏跑过栏时的现代技术特点》和《对我国女子400米栏运动员栏间步数与身高的统计分析》,分别获第五届辽宁省训练科学报告会论文一、二等奖。近几年来,他所训练的队员,共获得全国冠军3项,省级冠军3 0多项。2 0 0 2年省九运会上,所训队员共为鞍山市夺得金牌11枚,同年被鞍山市政府授予“十佳教练员”称号。
著名田径教练马俊仁是鞍山人。事发后马俊仁说,马家军跟邵会斌没什么关系,他自己也没在鞍山市田径学校待过。这些话都对,因为马俊仁在鞍山体校做教练时,田径项目还没有分离出去,市田径学校并不存在。而进入鞍山市体校之前,马俊仁是67中学的体育老师,现鞍山体育局发言人、副局长马士惠当初把马俊仁调到体校,开始了他的辉煌,一直辉煌到2000年奥运会前马家军闹出血检风波。2002年,马俊仁回了趟鞍山,他当时和田径学校职员的合影现在还挂在学校走廊里,马俊仁坐在头排正中,与邵会斌中间仅隔一人。
在鞍山市专项调查小组对田径学校禁药事件调查期间,马俊仁回鞍山住了一晚。他本人和马士惠都表示,他回鞍山和禁药事件无关。
鞍山共有四家体育学校,分别负责不同的和马士惠都表示,他回鞍山和禁药事件无关。鞍山共有四家体育学校,分别负责不同的竞技项目。其中体育运动学校是处级单位,三家科级单位分别是二体校、军体校和出事的田径学校。马士惠是田径学校第一任校长,现任体育运动学校校长的丁太侠是田径学校的第二任校长,邵会斌2004年从丁太侠手里接过校长的职位,到8月8日“出事”,任职刚刚两年。
丁太侠带队前往锦州参加省十运会期间,两次接听记者电话时都说很忙,“现在的情况下,我也不能接受你的采访。”
这种情况下,封口是正常的。当地媒体近期对此事做出的唯一反应是在8月27日,鞍山电视台、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由鞍山市政府会议发出的新闻通稿,但次日的《鞍山日报》并没有这条消息。
据这则通稿内容显示:8月27日下午,提前从外省招商回来的鞍山市长谷春立立即召开了市政府专题会议,要求加速查处市田径学校使用兴奋剂事件。谷春立明确指出要“确保在8月30日前向省体育局报告查清的事实和处理意见”,并要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严肃查处有关责任人,决不姑息”。
由于突击检查由举报引发,此次兴奋剂事件也被添上了一层“无间道”色彩。
鞍山体育圈内人士对邵会斌有两种评价,一种是说他人品好,业务能力很强;另一种是说他太“独”,既要钱又要名,当了校长继续干教练挣奖金,省十运报名太照顾自己的运动员了,不给其他教练机会。并说这次被反兴奋剂委员会抓了“现行”,原因也正在于此。
而对于“告密者”,鞍山体育圈也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三名教练商量好了举报,另一种说法是一个教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练说:“无论是三人还是一人,都肯定有Q。”
Q教练年轻时就是鞍山体校的运动员,后来是体校短跑和跨栏的教练员,田径学校成立后一段时间,成为邵会斌的部下。但Q教练听说有人说是他告密时,在电话中反问记者:“你信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至于其他的事,我们有纪律,我不能告诉你。”
鞍山的一位基层教练则为邵会斌打抱不平,他说:“干田径哪有不用药的,小邵就是倒霉,被人举报。这叫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乱的。大家都用,他不用不是傻吗?”另一位教练说:“田径不吃药行吗?有的事能做不能说罢了。不吃药拿不了金牌,怎么向上边交代,谁负责?”
这并不是鞍山体育圈一家的污点。仍以省运会为例:2002年8月16日,辽宁省九运会开战前,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学生食堂二楼伙食科办公室,校医给多名青少年运动员注射违禁药物时被逮个正着。而据《辽沈晚报》近日报道,辽宁省十运会田径比赛中,有40名运动员或退出,或拒绝药检...
这也并不是辽宁省一家的污点。据新华社8月31日的报道,由于有关部门加大打击各种造假行为的力度,山西省运会共有近400名运动员退出了比赛。
8月31日,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办公室,有30年教龄的李杰凯博士对记者说:从基层开始,中国体育一直有这样一个误区,那就是竞技原本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大家都想让它变得有确定性。“皇帝轮流坐”本是体育运动的一个特征,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
李杰凯记不起1986级学生里有个叫“邵会斌”的人,但在他看来,类似事件的发生应该都有其大环境的原因,如果“100块银牌抵不上1块金牌”“成绩只能上不能下”的思想仍然有市场,在这种有违奥运精神和运动规律的思想干预下,有违奥运精神、不符合运动规律的行为就还会发生。
如果说鞍山事件给辽宁省十运会带来了什么,那就是沉默、拒绝,以及兴奋剂检查范围的加大。在兴奋剂检测站、运动员村及团部所在地,官员、教练和运动员都回避着“敏感问题”。在田径比赛现场记者看到,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先被暂时“扣”在赛后控制中心,随后由辽宁省体育科研所的工作人员带往兴奋剂检测站,在那留下尿样,运动员签字后的样本被放入冰柜,据说要连夜送往北京...
不光是辽宁,很多省级运动会对兴奋剂要么不查要么抽查的态度,现在都有了改变。“60%的省运会开始严格履行‘自查’兴奋剂的职责,这个趋势看起来越发明显。”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健说,“所谓的自查并不是让各省自行检查,而是让每个省自己出钱。省运会的兴奋剂检查,只有收样这一个过程是由省运会组委会自行完成的。检查和检测的环节主要还是由总局和反兴奋剂中心统一操作完成。”
对此次兴奋剂事件,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孙永言、辽宁省体育局新闻发言人韩伟民的表态是:严查到底,决不姑息。
就鞍山事件如何处罚,会否构成刑事犯罪的问题,赵健认为要结合几方面来看:一方面,购买药品的经费从哪里获得?这次查到的几百支药剂不是小数目,钱从哪里来?这就牵涉到是否存在经济犯罪;另外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有规定,“对他人人身健康造成伤害,也构成刑事犯罪”,而这些药物本来都是医生用来治疗肾衰竭的病人的,“他们直接用到未成年人身上,这不是瞎搞嘛,”赵健也告诉记者,“中国的《反兴奋剂条例》更类似于国务院颁布的最高级别的行政法规。如果有人违反了,则由最高行政机关作出相应级别的行政处罚。比如记过啊,开除公职等。”
8月3 1日,鞍山市的调查小组将调查报告提交给了体育总局, 现在透露出来的内容包括:1.将邵会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药品来源是街头药房;3.邵所用资金还没有报销。
按照这一调查结果,刚好 “行政处罚”有了,“刑事责任”免了。而总局传来的信息似乎对这个调查报告不满意,但至今没有公布最后处理结果,截至记者发稿,还是一个问号。相比邵会斌能否一人扛下此事,更严峻的问题是,众多基层体校这副沉重的担子如何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