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如此霸道地主宰一个国家。想象一下，或许就在警察拉奇蒂遇袭身亡的同一天，也有某个西西里朋友，在一场群殴仇杀中死去。他可能也是个球迷，但并不是因为足球的原因也不是在球场内外死去，他只是在一栋郊外破旧的楼里或一条偏僻的乡间小路上，就像千百年来，千千万万不幸的亡魂一样死于视仇杀为家常便饭的西西里，他的生命就像杂草一般被拔除，他甚至不会有葬礼，杂草就这样穿过肋骨从他身上的窟窿长了出来。他的死不会被总理隆重地宣布为“意大利的灾难和耻辱”，因为亲爱的朋友，你既不是死于足球，也不是个警官。

　　就像世人通过本迪尼克特的《菊与刀》去了解日本人、通过林语堂的《吾土吾民》去了解中国人，要了解并理解意大利人，意大利名记兼作家路易吉·巴尔齐尼的《意大利人》仍是首选。巴尔齐尼指出：“他们是容易激动的民族，好像灰堆里的热煤，随时可能冒出火苗。意大利是一个血染的国家。”意大利的问题不是无法，而是法令多如牛毛，但搞不清楚究竟生效与否。 2003 年颁布的“皮萨努法案”就一直没能真正实施，以至于要等到此次拉奇蒂事件之后才去旧法重颁。“电话门事件”当然显示了这个国家重振法律权威的铁腕，但随后一再减刑的审判又将法庭降格为讨价还价的菜市场。关于法律，诚如巴尔齐尼指出的：“如果说大多数意大利人时时巧妙周旋于法律内外，那么西西里人似乎完全避开法律。他们是这种技巧的泰斗，全体意大利人公认的无与伦比的冠军。”

　　拉奇蒂事件发生地卡塔尼亚传统上并非黑手党的地盘——卡塔尼亚的对手巴勒莫才是——在意大利政治历史上卡塔尼亚最出名的似乎是 1923 年墨索里尼来访然而心爱的帽子却不幸被偷的野史轶闻。墨索里尼的帽子都敢偷，可见此地民风无法无天。在无法无天的社会环境中，意大利人、尤其是比北方人贫穷得多的西西里人更喜欢从各种宗派组织中寻求安全感和身份感，这样的宗派组织，往往对抗乃至凌驾于法律之上，但另一方面也取代法律，给予不受法律保护和社会公平眷顾的弱势群体某种庇护和补偿。巴尔齐尼指出：“一个人常常必须选择加入什么集团。选择的范围不是很宽，其经历、情趣、阶级、才智、品质、抱负都使得选择范围进一步缩小……在庞大的社团里，还有一些小宗派像中国的象牙球那样一层套一层。”

　　巴尔齐尼据此分析了帮会或朋党，以及黑手党。他的书写于 1964 年，我们可以沿着他的思路去研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极一时曾绑架暗杀总理、于今基本名存实亡的红色旅，以及当今的极端球迷组织。红色旅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比如前些年恐怖分子还曾先后绑架政府职员，将其下肢打断，以象征“让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瘫痪”的暴力理想。有媒体指责极端球迷为恐怖分子，但如此危险的指控只能激化矛盾，球迷组织再极端也不会去绑架暗杀贝鲁斯科尼；佩索托是险些瘫痪，但可不是极端球迷把他推下楼去的。部分极端球迷组织确实具有或左或右的政治诉求，他们引发的暴力骚乱也往往是阶级矛盾和地域争端的集中体现，少数卡塔尼亚极端球迷“杀死条子”的口号和标志也是该地区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传统使然。

　　然而足球场之吊诡在于：它虽然有可能沦为罪恶的渊薮暴力的温床，但更是社会的安全阀，去斯卡拉歌剧院是一种升华，但去圣西罗球场未免不是一种净化——通过宣泄得到净化，这就是为什么前年欧洲金球奖颁奖礼会让歌唱家搂着罗纳尔迪尼奥和亨利大唱歌剧。当然，当球场变得充满暴力威胁时，安全阀会变成煤气罐。然而为了安全而关闭球场，减少的仅仅是球场暴力，却绝对未必能减少社会暴力。到了周末却去不了球场看球的那些极端球迷难道就会乖乖呆在家里看电视，最多在自己家里砸电视以发泄对裁判或球员、教练的怒火吗？暴力未必会因此减少，只是改变了形式和场所，从球场转移到别处——比如酒吧。但对于官方来说，酒吧的暴力远远没那么引人注目，如果拉奇蒂在一起酒吧斗殴中身亡，也许只能上卡塔尼亚当地的报纸，而不会成为全球性新闻。

　　对付极端球迷采用极端做法，但重典未必能治乱世。极端的休克疗法可能沦为另一种简单化、机械化的官僚主义。比如全盘照学英国其实并不可能，不只是因为一些具体条件的制约（比如英国的俱乐部拥有球场，意大利的俱乐部则不），更因为民族性的不同。爱搞帮会、小团体从来就是意大利人的天性，对于极端球迷组织一刀切的一味打压、围攻乃至急欲取缔铲除而后快，都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法令固然重要，但对话也必不可少。拒绝与极端球迷组织头目对话协商，长远看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后患无穷。巴尔齐尼说：“在意大利，要当任何一个头头所必须具备的优点和长处，如当女修道院院长、城市棚户区主任、菜市场黑手党首领、二等火车站站长、山乡小城的市长等等所必须具备的优点，在别的大多数国家足以使这个人成为外交部长、王宫密室的宠幸、参谋长或共和国总统。”当然还应该加上“球迷组织头目”这一在当今意大利越来越醒目的角色。无视他们是不明智的。说穿了，贝鲁斯科尼身上的某些“流氓”气质以及小人物莫吉不择手段往上爬的“朋党”气质，难道和一个极端球迷头目的特性没有息息相通之处吗？

　　《米兰体育报》难免会常常通过渲染德比情仇来增加销量，这回他们和很多媒体一样在反思自己的报道往往助长了极端球迷的气焰，但似乎又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米兰体育报》指责滋事球迷“不配成为这个星球的公民”。

　　那些袭击拉奇蒂的暴徒固然是罪犯，但这个世界悲剧的根源往往是总有人喜欢以大多数人甚至全体公民的名义任意宣布取消别人的公民权，将之视为社会渣滓和社会多余人。而那些极端球迷本来就自感自己是多余人，自感被社会抛弃而欲通过球迷组织和球场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证”，这是“无权者的权利”。禁止球迷组团前往客场看球这样的法令实际上是粗暴剥夺他们已经所剩无几的权利和乐趣。

　　“不配成为这个星球的公民”这句话更是人类历史尤其是 20 世纪历史尤其包括法西斯时代的意大利历史的“血酬定律”，这是一句不配再出现至少不配再出现在报纸社论中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