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尼·班克斯22岁时进入了棒球大联盟，为一支球队（芝加哥小熊队）效力整整19个赛季，40岁那年挂靴时他说，“在我的一生里，我好像没有上过一天班。”而现在的我，与他亦有同感，40岁的我，正在撰写着我在《体育画报》的最后一篇专栏，19年来，我的棒球卡背面的媒体一栏上，一直都写着同样的一个工作单位：体育画报。

当然，人人都爱班克斯，大家叫他“小熊先生”，而我呢，唯一喊我“体育画报先生”的那位仁兄，便是当今的美国总统——这也只是因为他压根记不起我的名字罢了。

人们常常叫我“洛伯先生”（译注：拉辛于2003年4月12日迎娶了瑞贝卡·洛伯，后者是美国著名女篮球员），最先叫起来的应该是一位NBA裁判，当时我正在波士顿进行采访，他刚巧走过我的记者席。（作为一个体育迷，你知道，当一个裁判找你麻烦时，你的生活可能会走上一个奇妙而伟大的转折点。）

在走进机场和餐馆时，人们有时也会称呼我为“莱利先生”，而我的朋友里克·莱利有时同样会被当作我。在一次图书签售会上，有人问莱利，娶了身高1.93米的瑞贝卡·洛伯后感觉如何，这家伙叹了口气说，“当你想要换灯泡时，还是蛮方便的。”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这份杂志不是给了我一个名字，它给了我很多很多。21岁那年，当我步入体育画报的办公室时，我从来没在任何一本杂志中有过一官半职，甚至没有花钱订过杂志。我的《体育画报》杂志是盖提家送给我的礼物，他们住在辛辛那提，是我妈妈的表兄弟。那么，干脆就从我收到的礼物说起吧。

在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当推销员的爸爸每次出差回来时，总会带回大捆大捆的报纸，这些报纸一般都过期一周了，其中有《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国际先驱导报》和其他一些读物。（一次他去亚洲出差，甚至从一本中文电话簿里撕下了所有的广告，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强尼·卡森主持的《今夜》时，曾经谈到过一个跟这有关的笑话。这些广告我保留了很多年。）这些书报给了我一种动力，我想要看看这个世界，我想要在爸爸带回家的这些报纸上撰写专栏，只要能及得上我心目中的这些“专栏作家之神”——莱德·史密斯、吉姆·穆雷、阿特·布切瓦尔德——的一半就好了。

我在来《体育画报》时甚至没有护照，一文不名，出门还得租车，而现在，我确实已经看到了这个世界。准确的说，是很多个世界。好几年前，当我来到宾州大道1600号（译注：美国白宫所在地）时，这才想起自己的鞋子上还沾着丘吉尔园马场上的泥土。我所涉足的是两个美国最伟大的组织，先与肯塔基德比的赢家交谈，再走进白宫最核心的西翼，当时我突然想，能够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留下印记，在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只要你看看白宫西翼接待室那张古董地毯上，几个脏兮兮的12码的大脚印，就明白我说的意思。

说实在的，写专栏这件事，并不总是那么美。我得向伊利诺依州威内特卡圣心小学的校长凯瑟琳修女道歉。去年秋天，她把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叫进办公室，问他究竟是从哪儿学到了“哎哟妈妈”的那段笑话，还在操场上跟其他小朋友讲。11岁的杰克·拉辛同学羞愧地低下头，说，“是从我史蒂夫叔叔的专栏里学到的。”

对于上千名不仅看了我的专栏，还抽出时间来给我写信的你们，我也需要致上歉意，我没有办法向你们一一回信。感谢你让我知道，我长得像碎瓜乐队的主唱Billy Cogan、像电视剧《夜间法庭》里的Bull，像《24》里的Marwan或是路人甲乙丙丁。而且看来我还真有分身术，在德国的一辑广告中，这人可以一下子掀起几辆大巴。对于指出了这一点的读者们，你们是对的，这厮长得确实跟我像极了。（“像你，但比你好看点，”我妻子这样说，似乎是担心伤害到我的幼小心灵。）

感谢你们。不仅邀请我走入你的家中，还带我分享你的生活——带我走进你的生日派对，你的监狱，或者你在监狱里举行的生日派对。还有，假如你好心寄来了裸照，我却没有回复，那么，请记住，我不是有意要针对你个人，阁下。

有件事很奇怪，金鱼养在鱼缸里时，鱼缸大，它们的身形跟着变大；鱼缸小，它们也会变小。这个定律对于写作者来说同样成立。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埋头照顾着这800字的小空间，而现在我不想再困守于此，像表演哑剧一样在窄小的鱼缸里挣扎。没人喜欢哑剧。

所以，我将要脱掉这身黑色的高领套头毛衫。我一直跟人说，我会在这份工作抛弃我之前，先主动激流勇退。同时我也要再说一遍，我来自明尼苏达，而我们明尼苏达人从不会真的离去。就跟我们州最著名的铲雪车一样，我们时不时就会突然露出头跟大家打个招呼。

现在，我可以像埃尔尼·班克斯那样，在回首过去的19年时，真诚地说一句，我完全不以工作为苦。我撰写的这些专栏，算不上正而八经的工作，而是玩乐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