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一个24岁的湖南青年（就相当于现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的年龄）算了下自己的名字的笔画，取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叫《体育之研究》的文章。

立论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扩散开来讲，就是“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充满了辩证法。

毛泽东当初对“体育”的思考，其实也是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奥运会是不是就是28大项运动员你追我赶比拼体能和技术？世界杯是不是就是32支球队互相照着对方大腿伐大树？体育是不是仅仅就是“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和“更快、更高、更强”？

在常理中，观众或云看客，只是体育的附属。作用局限于鼓掌、呐喊。我记得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里，即使是演艺界明星，在奥运冠军出场后，也是把自己当作附属角色。陈佩斯就干过这个角色，他在晚会里和体操冠军们搞了个宇宙体操锦标赛，角色不过是“插科打诨”。

同样是陈佩斯，也曾在这台节目里，以草根姿态高呼：重在掺和。

“掺和”是对“参与”的解构。国际奥委会也曾说过：奥运会，重在参与。就是这几个字，使我觉得在“大体育”概念内，体魄固然重要，文明亦不可少。北京奥运会所提出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与此吻合。

但文明如何体现？

参与或云掺和如何得来？

七年前的悉尼奥运会也许值得我们思考。澳大利亚人民创造了“奥林匹克文化广场”的城市奥运概念，这一发明后来被国际奥委会确定为奥林匹克文化遗产——这大概也是世界上最新鲜的文化遗产了。

国际奥委会既如此重视，这个广场理应是深得人心的。那么在这里会玩些什么呢？会搞些什么呢？凭什么去吸引人呢？

我看过一些作者世界杯归来后对德国广场的描写，他们在那里乐在其中，但在书写过程中，一些快感并不能传递到读者那里，无非是几百人到几千人一起喝啤酒，或者谈恋爱的当众接吻。这东西也许就是这样，只有身在其中，才可获得一种实在的参与感。

这种心理难以揣测，也许就像心理学家所说的，把自己设想为某位明星，代入性地观看某项比赛，肯定不比自己亲自在球场上奔跑过瘾。可以说，由市民参与的奥运文化活动，虽然不具备足够的报道理由，但对参与者来说，具备足够的参与动力，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至于多快乐，你看看那些扭秧歌的老太太脸上欢欣的表情就知道了。

那么，北京奥运会的文化广场将会变成怎样的一个载体呢？在去年9月北京奥组委专门颁发的《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关于城市奥运文化广场的指导意见》中，我们看到了奥运文化广场的官方定义：是指在奥运会期间，以大屏幕转播赛事和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并提供相关服务的场地。

简而言之，是既要看别人的（大屏幕），也要玩自己的（文化娱乐活动）。

从地域上讲，不单北京要搞，北京以外的城市也要搞。

广场的另一个名字就叫群众，有了广场就有了群众。在广场上，美国金牌第一还是中国金牌第一倒在其次，重要的是我爽了没有，HIGH了没有。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自己的奥运会，那就为每个人建立一个奥运会。

昨日去金台艺术馆，拜访馆长、雕塑大师袁熙坤先生，袁先生大约也是这拥有自己奥运会的一员。他如今是“2008年奥运景观雕塑方案征集大赛”组委会主任，过去几十年，他为邓小平、顾拜旦、牛顿、罗丹、林肯等政治家、体育家、科学家、艺术家雕塑了铜像。如今六十有三的袁先生，更是埋头于奥林匹克雕塑的创作。

在他手下，你会看到刘翔、布博卡、程菲、长城醒狮图……，感染程度有如观赏米隆的“掷铁饼者”。说到那一尊男铁饼运动员的塑像，它所展示的除开古希腊人体无与伦比的完美外，还有雕塑者自己的创造。

雕塑者虽然雕的是一个体育运动员，但他绝不是附属品，他一定超越了自己的雕塑者，享受到创造的快乐，和自己的快乐。

“创造者”，就应该是文化广场上群众的自我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感觉到奥林匹克精神的雨滴公平地洒在自己头上，才能感觉到全世界的秒表都是一致的，而自己不是独立于完美自然之外的。

再举一个艺术家的例子。

据说北京奥组委已经收到印度世界级音乐大师祖宾·梅塔的传真，后者表示要空出2008年7、8月的档期，希望来北京奥运会为中国人民演出。为人民，为群众，就是到人民群众的海洋中去，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而北京奥组委副秘书长信兰成先生，也是一个奥运会纪念章的收藏者。他手里那枚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纪念章，诠释了一个欧文斯时代的开始。而这枚纪念章，正是信兰成先生在广岛亚运会交换来的，至少是中国奥运纪念章收藏中的孤品。

啰嗦这么多，无非是说体育乃是人人之体育。啰嗦不如行动，let's go。